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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间，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单一到多元，从弱小到强大，一批孵化器行业机构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功不可没。他们辛勤耕耘，甘于奉献，在一棒又一棒的接力过程中，不断推动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向前发展。
孙大海：从事孵化器工作的难忘岁月
孙大海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天津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曾任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主任、中国高新区协会创业中心专委会主任委员
从1979年16岁考上中山大学至2000年，我在大学学习、生活、工作前后21年。博士毕业后还到美国、英国的大学访问研究。我从来未曾想过有一天会离开宁静的校园，直至2000年投身到火热的孵化器事业。
2000年5月，组织安排我离开厦门大学，告别教授生涯，到厦门市科委报到，担任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当年10月，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网络年会在成都召开，会议进行到选举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网络主任单位及下一届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网络年会举办地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举手发表意见，表示厦门方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希望也能参加竞选。经讨论并请示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等出席会议的领导同意后，虽然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我还是信心满满地上去演讲了3分钟，一一细数厦门的优势。令人惊喜的是，第一轮投票厦门就桂折一枝。
2001年2月，我兼任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主任，立即着手推动解决一些阻碍孵化器发展的体制问题。当年11月，我被提任管委会副主任，立即推动厦门市政府出台《厦门市引进留学人员若干规定》，在当时财政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定下由厦门市财政给予每位到厦门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10万元扶持资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有政策“傍身”，工作的底气一下子就足了。
鉴于我国孵化器事业的蓬勃发展，我还萌生了在大学建立一家孵化器研究机构的设想。在取得科技部火炬中心和厦门市科技局支持后，经与厦门大学协商，于2001年12月在厦门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孵化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科技企业孵化器研究中心，由厦门大学林昌健教授挂名兼任中心主任，我担任常务副主任负责具体工作。研究中心成立后，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系列论文及专著，研究成果获3项厦门市社科成果奖，编写出版了70万字的《孵化器发展报告》，并举办了全国孵化器主任培训班。
在负责孵化器相关工作一年多以后，我组织讨论、起草了《厦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园区条例》和《厦门经济特区鼓励留学人员来厦创业工作规定》，这两个条例初稿经厦门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提交厦门市人大讨论通过。该规定呈现史无前例的突破，一些条款如“申办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起点为3万元人民币”，“持中国护照可注册内资企业”后来陆续被全国其他地区借鉴。
空间、品牌、政策有一定基础之后，创业中心应该要有自己特有的文化。2002年在厦门创业园创业大厦落成之际，我们提出了“激情孵化梦想，创新成就未来，智慧孕育财富，诚信缔造伟业”的创业口号。
相关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相关工作得到科技部火炬中心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得到全国同行的肯定。2004年5月，在成都举行的全国高新区协会理事大会上，经过无记名投票，我当选为第三届创业中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6年1月14日，一个特别令人难忘的日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莅临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详细观看了孵化成果，视察了两家在孵企业，并与园区创业人员交谈，详细了解创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胡锦涛要求创业中心针对创业人员特别是留学人员在企业管理和市场开拓方面多给予辅导，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应给予倾斜。胡锦涛的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孵化器及创业人员，在全国掀起了创新创业的新一轮高潮。
2006年4月，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到厦门火炬高新区调研，我向他提出在火炬（翔安）产业新区建设台湾科技企业育成中心，以此吸引台湾创业者到大陆创业的设想，希望厦门市财政能够支持，这个想法得到何书记的支持，当时就在会上拍板同意。最终，厦门市财政总计拨款2.4亿元，建设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当时也是国内规模最大、面对台湾创业者的孵化器。全部工程落成后，科技部部长万钢专程到厦门为育成中心挂牌。
王荣：专注和仰望
王荣 1999年开始从事孵化器管理工作，曾任亚洲孵化器协会（AABI）副主席（2004－2005年）、主席（2006－2007年），中国高新区协会创业中心专委会主任委员（2006－2009年），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主任
相对众多发达国家孵化器的数量、规模和物理环境建设，中国的孵化器建设的确发展很快。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在快速的发展中，千万别忘记我们孵化器建设的初衷和目的。
在如何办好中国的孵化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要特别强调专注创业企业和创业者。要把这一导向性的要求贯穿于我们工作的始终，体现到每一个员工的工作细节，成为孵化器管理团队的共同信念和意志。
稍不留神，我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的政绩要求牵引；再不小心，我们更容易被自身硬件建设取得的成绩而陶醉。丝毫没有忽略排斥这些的意思，它们往往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之一。但当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主体时，我们更应该明白，创业企业群和创业者既是孵化器存在的理由，也是孵化器成长发展的必然途径，孵化器同创业企业、创业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我们认真咀嚼，反思反省。相信这对于我们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孵化器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在实践中要专注创业企业、创业者其实很难。专注不仅需要我们更新调整思维方式，不断研究他们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更要不断地学习、探索、进步，跟上千变万化的市场节拍，真切理解创业的艰难，创业者的不易，成为创业企业、创业者大家族中的真正成员。
也许有些人不是不想专注，而是无力专注，无法专注。这显然不能成为放弃专注的理由。孵化器作为孵化服务创业者的专业机构，有责任和义务陪伴创业者一起进步成长，而不应该有朝一日被自己的服务对象边缘化，遭淘汰，被遗忘。
创业者作为新经济时代的创新者，财富创造者，风险承担者，作为履行孵化服务使命的我们，仰视他们应该是我们必备的姿态和心态。
但是，光仰视是不够的，尤其是我们工作于孵化器的服务群体。
面对创业群体，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履行自己的孵化服务使命，通过对使命的忠实履行，来印证我们谦卑的态度，完成孵化器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载体承担的创新使命、创业任务。
之所以是脚踏实地的仰视，原因有三：一是要不懈地做好自身工作，做创业者的朋友；二是要调整好我们作为服务者的心态，仰视创业者；三是我们必须把孵化服务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企业者身上，做到创业企业里，做到创业者和企业切实需要之中，而不是我们的需求上。
第三个原因尤其值得我们思量，因为除了具备认真务实的工作态度，还同时得具备为创业者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一句话，要有真本事。否则，你的服务对象会对你有“麻烦”“无关痛痒”的感觉。
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必须去做，本事是可以长进的，但能力和水平也很重要，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对从事孵化器工作的我们而言，二者都得具备，别无选择。
马凤岭：20年孵化情
马凤岭 曾任天津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中国高新区协会创业中心专委会主任委员，创建了天津科创天使投资公司和天津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促进会并任负责人
1996年5月，我到天津创业中心任副主任，开启了我与中国孵化器事业之缘。我第一次参加中国高新区协会创业中心专业委员会的活动是1998年夏天在大连举行的两年一度的专委会年会，记得会议内外大家都在热烈交流，总有说不完的话。
2001年夏天，我作为天津／华北的代表参加了专委会工作。主任委员龚伟成立了几个工作组，让我负责咨询诊断组，在专委会网站上建设了网上咨询栏，在网上回答各地的咨询问题。为洛阳创业中心组织的咨询诊断会是专委会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正式的一次。2002年6月，我率先在唐山启动了华北片区的网络协作工作。我还参加了专委会组织的在加拿大召开的美国NBIA笫十六次年会，并做了演讲，还作为中国派出的专家第一个赴蒙古完成了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为发展中国家举办的讲授中国孵化器经验的任务。
孙大海于2004年继任专委会主任委员。此时，我在专委会中对孵化器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方面愈加投入，继参加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行质量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起草外，又与大家一起编写《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创业导师”“＋创业投资”的孵育模式，凝练出“推动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多样化、组织体系网络化、创业服务专业化、服务平台标准化、服务内容国际化”等形象化指导思想，到今天也不落伍。
2006年5月，王荣当选新一任主任委员，特别加强了全国各片区孵化器网络活动。科技部火炬中心特别重视孵化器普及、规范发展，委托专委会编撰并出版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工作指引》和培训教材《科技企业孵化器理论与实务》，我担任了执行主编和主编。我和中国孵化器的启蒙者鲁斯坦·拉卡卡先生的合作也有了成效，把他积多年经验而写成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工具包》译成中文，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名，几乎与英文版同时出版。我还参加了新的国家级孵化器管理认定办法的修订等，将建立毕业企业跟踪制度、设立毕业企业档案、鼓励为毕业企业举行毕业典礼、颁发毕业证书纳入了管理。
2010年6月，我当选专委会主任委员， 2012年11月又连任了一届。我主持专委会高质量完成了《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形成了“以科技创新创业为主题，以提高孵化器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核心，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源头企业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为目标”的指导思想，强调了“要实现从注重载体建设向注重主体培育的转变”等5个转变，提出了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等发展原则，安排了创业苗圃、加速器等一系列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引领性重点工作。我还带领专委会协助科技部火炬中心开展了一系列行业工作，研究修订了《孵化器指标评价体系》，并为开展国家级孵化器的复核、分级分类考核提供依据，筹备了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25周年活动，协助武汉策划成立孵化器博物馆，还在天津举办了国际创新创业孵化论坛等，在推进孵化器国际化建设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为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体制机制创新，我们还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上专题讨论了事业单位孵化器改革方向，还启动了对孵化器从业人员培训，策划把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的创新创业大赛活动整合成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并覆盖全国。
中国创业孵化事业的发展真是太快、太好了，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专委会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总结和思考。2015年10月，我和颜振军合写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时代创新》发表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上，指出“我国已初步形成创业孵化行业，并谨奉时代使命，开放创新。在社会共识凝聚、市场发力主导、政府强力推动的大背景下，未来更将朝着创业服务全链条、多层次、立体化、生态型方向发展，推动我国建设创业经济，发展创业型社会”。2016年2月3日，我在《人民日报》撰文《孵化器，为创业保驾护航》，为中国大众创业创新鼓与呼。我们在科技部火炬中心组织下，重点总结了“十二五”孵化器实现的跨越发展，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创业孵化引领与促进“双创”的巨大作用下，编写出版了《走进创时代——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报告（2011－2015）》，在2016年6月中国孵化器创新发展（大连）论坛上做了发布。为编制好“十三五”中国孵化器发展规划，专委会还展开了数次密集讨论，提出新时期的指导思想要紧抓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契机，持续推进中国从孵化器大国向孵化器强国迈进；发展原则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要着力推动服务大众创业，支持孵化器多元化发展等重点工作。
朱正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
朱正红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主任，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协会理事长，亚洲孵化器协会主席
对于未来众创孵化器国际化的工作的思考，我认为：首先，在企业孵化器的国际化走向中，依托市场化、专业化、民营化、大企业集团、可开放度可以较好地解决企业孵化所需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可以较顺利实现“借船出海”与“背靠大树”，它们是企业孵化器实现国际化的基础和条件。
其次，从国际化本身看，目前国内内地或西部城市的企业孵化器，因本身还需向西部大开发借力，故都不可能单纯地依靠自身的能力（尤其是招商财力）实现国际化，暂时也不具备“走出去”的优势，主体上谋求发展还得依靠国际产业外部转移。简言之，都属于国际产业转移带动的国际化。
再次，实现企业孵化，人才、资源、资本、技术的国际化是企业孵化器走向国际化所必须应有的选择。综观世界国际化企业孵化经济结构的特征，首先是人的多元化，并非产业的多元化。企业孵化器惟有坚持国际化视野，从外部引进、吸引一批高技能的企业孵化国际人才，在管理、研发、信息等方面也跟着上去，人力资本才能最终实现国际化孵化效应。
最后，国际化企业孵化器需要“增生”国际性企业孵化社区。建设国际化企业孵化器，制度与信息的国际化必不可少。吸引国际性的企业孵化人才，“硬”环境固然很重要，但主要依靠“软”环境。人家来这里，不是旅游，而是创业与辅导创业生活，要吸引、留住各种国际性的企业孵化人才长期居住，必须依靠企业孵化的文化和制度，体现为企业孵化文化与制度的国际化。
朱正红认为，国际化对众创孵化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包括视野、水平能力、产业技术垂直、资本和人才等。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是历史蜕变，在新形势下，众创孵化的国际化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二次创业的核心内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