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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背后所蕴含的去中心化、价值连接、基于技术的契约模式等观念远远超出了金融领域的范畴。它潜藏着推进或是改变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
郁迪
哈耶克在其1976年出版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向世人揭示了货币的历史及其应当私人化的未来走向。置身于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借助区块链算法的支撑，非国家货币正以一种电子虚拟代币的方式在现实中登场。比特币，就是其中较早的尝试之一。而其背后所蕴含的去中心化、价值连接、基于技术的契约模式等观念远远超出了金融领域的范畴。它潜藏着推进或是改变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
而我们现在将沿着哈耶克的足迹从对货币的讨论开始，通过考察货币历史演变与核心内涵来思考其未来走向，以及将对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带来的改变。
贬值的历史：从硬币到纸币
货币的产生，是基于人们的普遍认可而对原初直接物物交换进行取代。在西方，铸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吕底亚国王克罗伊萨斯进行了较早的官方铸币实践。这就开启了绝对权力与货币结合的历史进程。
在罗马时期，对此铸造权的垄断被进一步确立，并由此逐步形成了“法定货币”（legal tender）。
然而，哈耶克指出如果我们细致地考察一番政府与其所发行的法币之间的关系，就会消解对“法币神话”以及“价值强加”理论的迷信。哈耶克理论所基于的前提是认为货币是人类在实践交往中逐步自发形成的。最初要求政治权力与货币进行结合是因为在古代要制造出统一的、可辨别的货币有相当的技术难度，因而政府才有足够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并且最初政府承担的任务并不是铸币，而仅仅是担保已发行货币的成色与重量。也就是说，政府只是货币的监护人而非创造者。但这一初始使命很快就不能满足不断强大的政府权力之需求。原因是后者发现铸造货币将会是有利可图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演化为政府对货币的强加控制。由此带来的好处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在政治上君主可以将自己的头像印在币上（例如罗马的皇帝们），由此来向人民宣告究竟谁才是他们的主人。借助货币的发行，世俗权力获得了重要的宣传途径。货币到哪里，就意味着王权能拓展到哪里。其次，铸币本身也被发现是可以渔利的。因为在最开始，就可以以铸币的刚性成本为由向人民先抽取一笔铸币税。随后，由于贪婪，政府往往又会通过降低货币成色但标注相同价值来欺骗民众。用合金替代纯金，其中产生的差额黄金就成了政府可观的灰色收入。这一趋势的极端表现就是纸币的诞生。换言之，是用极低成本的纸张来替代贵金属，从而使得金属含量降低为零。
从这两重效果的叠加中不难看出，铸币权的本质是对中央政府或是王权的增强以及对普通人的变相剥削。这一过程当然不断地经受着来自人民的抵抗。公元前4世纪始，犬儒主义哲人第欧根尼就痛斥货币已经沦为了政客手中的骰子。在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尤其是在北部），神学家与法学家们严厉谴责日益恶化的劣币之风。当时那里虽然拥有最高的造币技术，却遍布着最低劣的货币。可此一大势却依旧是不可阻挡。哈耶克不禁感叹道：“从罗马到17世纪，铸币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贬值的历史。”
而当纸币出现后，就如同在这一反应中加入了最恰当的催化剂。其本质不过是政府开给人民大量收据，它们意味着可以与某些贵金属进行兑换。可问题是它具有绝对的强制性，人民必须将此借条等价于贵金属本身。并且真的有人拿去兑换过吗？就性质而言，这是最彻底的垄断行为。若是不认同这种形态的货币，就被视为敌视政府本身。而政府以此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张，只要最后通过加印的方式来填补赤字即可。对于某些既得利益小团体而言，其利可想而知。在自由主义信徒哈耶克看来，潜在的强制已是无法容忍的，更别说它在现实中已经演变为了赤裸裸的奴役。如今，其最直接的表征就是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显而易见的灾难。而与多数经济学家不同，哈耶克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也同样有害的，因为它会不受控制地自动加速。理由是人们将自己去预期这个通货膨胀的程度，以至于若要持续产生激励作用，只能将这一预期不断扩大。这就会造成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与失业，继而构成对自由社会的严峻挑战。
主流经济学家们往往会将温和的通货膨胀视为良性的，它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对于可能出现的恶性状况，则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数量及其流通速率来进行平衡。持此观念的经济学家被称为信奉货币数量理论的“货币主义者”，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米尔顿 弗里德曼。他试图通过订立一部“货币宪法”，使得货币的增长变得稳定从而可以预期。哈耶克肯定了这一派经济理论家关于通货膨胀的一个基本预设：通货膨胀是市场需求推动的，而不是刚性成本推动的。但他随即指出，他们的问题在于只强调货币数量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在貌似有效的调节背后忽视了货币的数量对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结构的影响。乐观地讲，是治标不治本。以更消极的态度看来，一方面它极有可能导致在具体投资配置上发生重大偏差，从来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另一方面，以弗里德曼立法控制货币增发速度的货币政策为例，在哈耶克看来根本不可能增加货币的流通性。因为流通中的现金在某一时间节点就会接近上限，不仅不会起作用而且将加速货币贬值。
与弗里德曼想法类似的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是提出用物价指数本位来调节通货膨胀中的债权债务问题。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可行的，却仍是一种不完整疗法。哈耶克将他们全都视为凯恩斯主义思路的延续，甚至是政府垄断旧思维的积习所致。这也就意味着，在传统的理论构架下，通货膨胀问题根本得不到有效地解决。这个表面上以经济问题呈现出的麻烦，其实是资本主义内部整体结构性问题的外在表现。对于通货膨胀的控制，不单是一种政策性的调节，而且是对整个文明构架的改造。若非如此整个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将最终解体。这就是他写作《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的问题意识与现实焦虑所在。
货币市场化理念
了不起的是，哈耶克不只是问题的揭示者，同时他也试图成为问题的解决者。为此，他提出来自己的改造方案：货币本身的市场化。哈耶克首先认为较之于垄断与强制，市场才是更有效的裁决机制。通过自由竞争完成优胜劣汰，这就是市场的根本优势所在。但吊诡的是，似乎在多数物品都已经放置于市场中进行检验之时，一个根本要素仍游离在市场之外，它就是货币。货币本身如果也被纳入市场从而来通过自由竞争角逐出优胜者，这难道不优于政府的单方面垄断吗？哈耶克并不是提出这一想法的第一人。就近而论，它传承自奥地利学派。在1970年本杰明 克莱恩就早于哈耶克对此进行思考。在罗宾斯爵士引荐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后，这一学说才在英国生根发芽。再往前推，则可以追溯到哲学家斯宾塞所提出的开放黄金铸币市场，允许市场竞争的建议。后者虽未提出自由发货币，但建议在同一种货币（金币）的制造过程中优胜劣汰地进行竞争。到了19世纪中叶，在德国和法国发起了有关自由银行业的辩论。虽然，其结果是所有的政府都只授权一家银行来发钞。换言之，奥地利经济学派是将19世纪货币制造或发行市场化的思想深化到货币本身的市场化之上。而哈耶克就是对这一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表达。
然而，我们可以提出疑问：虽然从货币制造市场化到货币本身市场化的观念是自由市场理论在逻辑推论上合理的结论。但为何当它真的提出后却被多数人想当然地视为痴人说梦？哈耶克认为此中原因有二：第一，是上诉所论及的“法币神话”。说到底就是长期国家垄断所形成的惯性，但其弊端在美国内战后的法币案、一战后“马克就是马克”原则中已经暴露无遗。1922年，奥地利出现了类似的、却后果更为严重的“克朗事件”。这还导致熊彼得背负起无穷的谩骂，因为是他通过的法令，使得在债务偿付中由于克朗贬值，一方蒙受重大损失。要知道，那时的克朗只是原来价格的15000分之一。
第二，则是出于对格雷欣法则的误解。后者被习惯性地简化为“劣币驱逐良币”。这无疑是认为若将货币置于市场中，那么所留下的不是最优的货币而是最差的货币，其结果正与该做法的初衷截然相反！斯坦利 耶方斯（W. S. Jevons）就以此为由反对斯宾塞铸币市场化的建议。哈耶克指出，这一颠倒不是格雷欣法则本身的错误。而是我们在理解这一法则的时候，忽略了它的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劣币与良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固定不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性的贪婪劣币驱逐良币是不争的事实。但只要这一兑换比率也随着其质量变化而变化，那么良币最终就能驱逐劣币。因为人们最终需要的还是价值稳定的货币。
当然，为了不产生剧烈的社会动荡，政府也在试图解决法币的稳定性问题。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采同“金本位”制度。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到光荣革命以后一段时期（1663-1695年），英国最先使用了“金银复本位制”（bimetallism）。但由于大小（金、银）额度间兑换系统的混乱，政府终于在1695年下令要固定金银间的兑换率。而此时金价被人们高估，于是便放弃了对银的使用。也就是说，金本位制度是在无意中被英国政府建立起的。而复本位的并行制度虽然还在欧洲其他地区延续，但最终还是被金本位所逐步取代。在近代，由于对黄金的控制被视为政府能力的体现，使得对金本位制度的维护被西欧各国所看重。得益于此，人类才享有了大约200年的货币稳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从农业化到工业化时代的巨变。其积极作用不容被抹杀。可以说，当政府掌握着货币管理权时，金本位是对之最好的约束。然而时至今日，由于政府为了消除赤字而胡乱发行货币，使得所谓的金本位制已经沦为了“少数几个国家用真的金本位，而其他国家依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对之报以多大的信心？哈耶克的言下之意是我们需要反思为何一定要将货币管理权操控在政府手中呢？
多元货币的发行与竞争
有了这些思想准备，哈耶克进一步讨论了究竟如何来进行货币的市场化。其实，在早期阿姆斯特丹的银行业中就有共同创造稳定新货币的努力。其失败毫无疑问是由于政府压制。这是因为当货币与主权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法币”）时，在一个区域内由不同机构发行不止一种货币，将会构成对单一主权者的直接挑战。这是所有政府都极力想要避免的，除非问题已经大到不是由此单一政府可以解决的了。但在哈耶克看来，一方面“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使得从今天的政治角度看来不可行的政策，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如今我们所处在的似乎正是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的最开头，他就提出了一个“现实建议”：共同市场各国不要对货币和银行业做限制。也就是说，在诸如欧洲共同市场中的各国政府都对国际市场的货品交易放任自由。其中包括取消外汇管制、货币可以自由选择、银行实现自制。继而，借助外币来限制本国政府对本国货币可能的滥用。也就是说，引入现有的另一国货币来与本国货币竞争，借助国际贸易的大环境来限制本国政府对货币的垄断。
要实现货币的自由竞争，首先就要突破某一区域只能有一种货币的错误预设。如此一来，的确会在传统经济学中掀起惊涛骇浪。由于货币已经不止一种，因此费雪的货币价值“数量理论”就完全不适用了。在多元通货体系中，根本没有货币需求总量一说。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卡尔 门格尔等人所提出的“现金平衡法”。它所要重点考察的是人们持有某种货币的欲望，方法则是通过考察“流通速率”。而对“流通速率”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能停留在凯恩斯主义的传统范式之中。后者错误地认为这一变化只会影响价格总水平，而忽视了货币数量的突然变化对相对价格总体结构的破坏。因为货币的变化不是同时同等的影响所有物品之价格的。哈耶克将此对这一现象的揭示视为马歇尔剑桥学派对货币理论的最重要贡献。
因此，货币的发行不能由政府统筹进行，而要由多家不同的“发钞银行”（issue banks）来承担。他们将各自发行自己的货币，因为如果发行的是同一种货币，就谁也不会对其负责。出于对利润的获取，每家发钞银行不得不确保自己货币的价值。这些货币将是一种无息货币，初始的时候需要设置一个保底价。这个价值将由一组等价商品组合（一组原材料最为合适）来确定。而此后则需要通过调整货币数量来努力维持其购买力不变，即使得货币价值保持稳定。发钞银行在开始时，需要准备100%的现金储备。由于有了足够的现金担保就能在发行之初就获得一定的溢价。此后再用这些钱来进行投资以实现自己的回报，但也要时刻准备好回撤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兑付。且由于初期市场的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在必要时它们还需以高得多的兑换率回购货币，以此获得人们对它的信任。一旦人们对这种货币的需求增大，所形成兑付压力将会在其他发钞银行的介入中被消解。这一切都无需专门立法，而是通过市场本身的机制进行调节并由新闻媒体对之监督。
在哈耶克看来，其实货币与非货币的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只要具有的足够的流通性就可以称其为货币，或者用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叫做“通货”。但同时他又强调，一旦它流通起来以后，同样重要的是其稳定性。若能维持自己货币的稳定，发钞行甚至都无需自己行动，市场游资的投机活动就能帮助其实现扩张。
此外，哈耶克还思考了两个多元货币发行后的衍生问题。其中之一，是要通过通货交易所的设置来避免发钞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因为如果有一家发钞行试图以低息的方式排挤其他对手，那么在通货交易市场中，它就会相对其他货币贬值。继而它将在通货市场中被人们抛弃。另一个问题，则是当某种通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产生寄生性货币。它们由该发钞行的二级银行发行。但哈耶克指出，发钞行不能像如今央行那样为这些货币埋单。因为这会使得发钞行失去对其货币总量的控制权。发钞行不是二级银行无条件的靠山，即用自己的通货回购二级银行发行的债务。这也是货币市场化的重要环节，由此对二级银行形成约束。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构成了对央行统筹制度的颠覆。后者在1920年代曾被视为金融智慧的最高代表，但如今已然千疮百孔。“（央行的）货币政策与其说是萧条的救星，不如说是萧条的根源”；“要为过去周期性危机负责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政府干预”，于是“我们需要一场相当于19世纪的自由贸易运动的货币运动”。货币不应是政府对于经济整体形势进行调节的手段。增发货币本质上是使得有些人不劳而获的盗窃行为。有鉴于此，毋宁将货币市场完全开放，使其演变成一条客观“反映信息的导线”，以便人们由此为根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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