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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打击电信诈骗的呼声，几乎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潮。
电信诈骗愈演愈烈，漏洞究竟出在哪里？如何才能堵住这些漏洞？电信诈骗长年得不到有效遏制，背后又暴露出什么社会治理弊病？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他长期跟踪研究电信诈骗，并在诸多场合呼吁加强治理打击。
朱列玉表示，三大漏洞造成电信诈骗如此猖獗：一是电话卡实名制没有落实到位；二是身份证监管仍存在漏洞，主要是盗用、冒用身份证的问题；三是银行卡管理过于松散。
他认为，反电信诈骗关键是堵住三大漏洞，“砍掉”违法分子实施电信诈骗的工具以及各种便利条件。不过，这并不容易，政府急需构建应对社会发展新问题的机制。
三大漏洞待封堵
《21世纪》：电信诈骗日益猖獗，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朱列玉：从源头来看，造成电信诈骗如此猖獗不外乎三个关键因素：一是电话卡实名制没有落实到位；二是身份证监管仍存在漏洞，主要是盗用、冒用身份证的问题；三是银行卡管理过于松散。这些都为违法分子实施电信诈骗提供了便利条件。
首先，电信运营商和电信管理部门难辞其咎，从我们调研和新闻报道可以看到，未实名电话卡可以轻易买到，包括网购。电话卡实名制没有落实到位，就造成违法分子可以轻易获得未实名电话卡实施诈骗，其中虚拟运营商是重灾区，监管严重缺位。
其次是身份证，违法分子在农村大规模收购身份证，用来申请电话卡和银行卡。甚至在金钱诱惑下，一些缺乏法律意识的农民，卖卡后补办，作为“增加收入”的渠道。
最后，银行出于业务考虑，没有严格控制开卡数量，管理松散，使得违法分子得以利用买来的身份证大量开办“僵尸卡”，诈骗后快速将钱分散到数十个账户并提现。
这三方面的管理问题，就像工具，直接为违法分子实施大规模的电信诈骗提供不应有的便利，并且也增加了打击难度，最终导致电信诈骗日益猖獗。
《21世纪》：那么，遏制电信诈骗应堵住哪些漏洞？如何才能有效堵住？
朱列玉：从诸多案件来看，电信诈骗发生后，再去打击和追回损失的难度都非常大，因此，根本上还得从源头着手，也就是针对前述三方面进行应对。
首要是电话卡实名制。我在调研时，电信企业报告说，电话卡实名制率达95%以上，但哪怕是达到99%，剩下1%也数目惊人，可能多达几十万张。我们也经常看到，公安机关在查获诈骗团伙窝点时搜出上千张的电话卡，因此必须100%实名制。
同时，作为配套措施，身份证管理必须加强，否则违法分子仍可以购买和冒用身份证获取电话卡。因此，应该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冒用身份证、假身份证的防范能力。此外，银行应限制单个身份证的开户数量，并清理潜伏的“僵尸卡”。
同时，银行还应利用大数据技术监控资金异动，电信诈骗的资金流动特征非常明显，往往是快速将钱分散到数十个账户再取走，专门的软件完全可以监控和拦截。
《21世纪》：既然市场和技术就是有效手段，那为何一直不见采用？
朱列玉：这些手段并非做不到，是没人做。无论商业银行还是电信企业，都觉得自己做的是正常业务，根本没人去想怎么来防范电信诈骗，更没人去做。
比如，电信企业早就应该把非实名卡停机，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大力清理“僵尸卡”，升级监控技术手段。但是，没有人去做，都认为这与自己无关，自己做的是正常业务，主动去做这些事情反而会增加自己的成本，甚至还会影响业务发展。
然而，恰恰就是因为这种各自为政，都从各自利益出发，导致电信诈骗如此猖獗。
应对措施长期滞后
《21世纪》：另一个现象是，电信诈骗的新手段层出不穷，你又是怎么看？
朱列玉：现代社会是一个数字社会，我们无时无刻不是一个透明人。当前，一部分电信诈骗与信息安全的联系已更加紧密。
从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各种骚扰电话，比如贷款广告、售楼广告和保险广告等，都能明显看出我们信息存在着被违法分子掌握的巨大隐患。当前，个人信息泄露正在与电信诈骗结合到一块，导致更加精确的诈骗不断发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
另一方面，虽然刑法上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违法分子购买信息本身就构成犯罪，但这一罪名的附加条件是“情节严重”，因而也就很少适用。
《21世纪》：电信诈骗不断演化升级，但我们的漏洞仍未堵上，你有何对策建议？
朱列玉：从根本上看，无论是电信诈骗，还是信息安全，或者是两者正在结合，这背后都反映出政府缺乏应对社会发展新问题的能力。电信诈骗蔓延到今天，政府部门的应变和解决滞后太多了。
当前必须解决各自为政，最终无人管的问题，应该明确一个牵头、组织、协调部门，并建立一定机制，统筹企业、政府等各方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应对危害更加大的新的诈骗手段的出现。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各种措施有效到位。
比如，银行监控资金异动，现在银行的义务和责任是模糊的，权限也未必足够，操作起来更是需要层层报批。构建一个应对机制，就是统筹行政、企业和法律各方，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既然电信诈骗的根源是没人管，那就先解决没人管的问题。
事实上，当前社会需要应对的新问题远不只电信诈骗，政府急需构建一个应对社会发展新问题的机制体制，随时准备着，第一时间着手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