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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北京市朝阳区的滴滴车主俱乐部（望京店）。 管依萌 摄
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生活背景，而今选择了同一个职业——网约车司机。在城市里，人们的出行生活离不开车，这些或专职或兼职从事这一工作的群体随着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须，也逐渐备受关注
法治周末记者 管依萌
法桐树下，清凉而且寂静，远离了马路上的喧嚣，蝉的吱吱声落入滴滴快车司机陈文彬的耳内时似乎也变得分外温柔。
北京八月的一个正午，骄阳似火，高悬在头上的太阳将赤红的光投到马路上，仿佛将路点燃，透出油一般的光泽与沸水般的蒸腾。只有在此时，陈文彬才得以在车上打个盹，让那馋红了的双眼眯上片刻。
“早上8点从家出发，从启动了发动机那一刻就开始接单，一整天都在车上。”趁着红灯的几十秒钟，陈文彬喝了两口水，拧紧瓶盖后，很自然地又握住了方向盘，“我每天中午都必须要在车上午睡一会，要不然整个下午都会没精神的。”
午休时，停滞的空气变得更加炎热，红热的脸却迟迟等不来风的抚摸，陈文彬不得以将车门紧闭，把车窗最上方流出一条缝隙，享受着空调制造的凉气。平日里，他几乎都是摇下所有的车窗，大敞车门，鞋袜一并脱掉，然后合上双眼。“不开空调还能省点油钱，能省一点是一点。”而最近的酷热令人闷得浑身流汗，中午时想在车里入睡更别提有多难。
车上睡、车上吃，车在哪里人就在哪里，天天同汽车和马路打交道，这样的生活并不容易，年过四十的陈文彬一边不时地望向后视镜，一边感慨着自己不再年轻，“年轻人做快车这行确实有优势，精力跟得上，开夜车都轻松得很”。
专职兼职“拉活儿”
伴随着滴滴打车、优步、易到用车、神州专车等网络约车软件相继席卷全国各大城市，像陈文彬这样的网络约车司机师傅也开始遍布五湖四海，他们或是专职从事网络约车行业，或是在闲暇之余兼职网络约车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秦豫来自河南信阳，年纪轻轻却富有经验，28岁的他正是陈文彬口中的年轻人，与其不同的是，秦豫做的是兼职网络约车，并且他不仅当滴滴快车司机，同时还兼顾着优步。2009年，他顺利考下驾照，但当时家中生意顺畅，未及时买车，所以如今要麻烦些，每个月都要用手机软件申请进京证。两年前，他通过朋友介绍进入了网络约车这一行。
秦豫将“拉活儿”称为自己的第二职业，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花在照顾家里的生意上，“平时，我只要想跑就跑，不分时间。”秦豫降低了车速，将手搭到了车窗上，他对于眼前的堵车倍感无奈。
今年四月的一天晚上，由于失眠，秦豫大概凌晨4时便出门了，率先登录了优步，结果一分钟不到，系统分配了一单从大兴到望京的车程，“距离真是太远了”，秦豫感慨道。车程还未行驶一半，秦豫的双眼就开始“打架”了，这也是两年来他最累也是最为后悔的一趟活儿，因为相较于滴滴，优步所能拿到的“劳务费”较低，同样从大兴到望京的路程，滴滴可达到110元左右，而优步只有不到70元。
年纪轻轻的秦豫却有着和他年龄不相妨的驾驶经验，既有老司机的沉稳，又有年轻人的利落。
同样具有丰富的驾驶经验的郭学军已年过六旬，自1980年考下驾照后便一直没有停止过驾车，至今已有36年的驾龄，甚至比秦豫的年纪还要大8岁，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司机。
退休后，整日的生活枯燥无味，郭学军时常向儿子抱怨自己闲在家中无所事事，于是他的儿子提出了一件最初令他难以搞懂的工作——快车司机。“儿子建议我出去溜达溜达，他觉得我开了那么多年的车，驾驶经验绝对没问题。”
“我都已经退休了，就在门头沟、石景山附近转一转得了，远的地方我也不去。”清晨的门头沟道路很通畅，郭学军每天早晨6时准时出门，整个早高峰都是在车上度过，一直到上午9时半左右，过了早高峰，他便停止接单，开车回家，或是休息，或是出门遛弯。到了下午4时半左右，晚高峰即将来临前夕，郭学军又重新披挂上阵，直至晚上7时，准时收车回家，享受家人带来的天伦之乐。
尽管每日在车上的时间并不长，但郭学军目标明确，至今已接了三千余单。老师傅的精力虽不如秦豫这样的年轻人，但说话时的铿锵有力，让人觉得“很有精神气儿”。
与郭学军一样，李自蹊也来自门头沟，出生于1988年的他有着超出自己年龄的沉稳以及丰富的驾驶经验。由于他平日里的休息时间较长，连续工作24小时后就可以连续休息3天，他希望可以在休息的时间赚钱来贴补家用，所以选择了时间相对自由的快车司机。工作之余的时间在路上奔波，这样的生活前后已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由于自家孩子正在上幼儿园，李自蹊既不能像秦豫那样随时上路，也不能像郭学军一样在早晚高峰期间多接几单，“早上送孩子上学，基本上是8时左右，每天下午4时又要准时接孩子，所以我只有上午8时到下午4时这个中间段才会去开快车”。
落差在加大
提及北京的早晚高峰，不禁让人联想到“堵”字，堵车的痛处令人无以表达。而在司机师傅看来，令他们心痛的则是高峰期间那可怜的“加价”。
李自蹊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一年前，早晚高峰期间滴滴打车的奖励在2.5倍至3倍之间，这是加价倍数最高的时候。而现在，同样的时间段，加价倍数却降低至1.2倍。
在李自蹊看来，高峰期1.2倍的奖励并没有什么意义，堵车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不单单是高峰期间的奖励变少，平日里的各项奖励以及司机师傅们所赚的利润都大不如前。
“我曾体验到的奖励程度最高的时候，一天满22单奖励200元；满17单奖励150元；满12单奖励100元；满6单奖励50元。”李自蹊说完便叹息道，“现在是每天满20单才奖励40元，有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奖励。”
据李自蹊回忆，去年大年三十的时候，由于马路上快车司机特别少，而订单特别多，这种情况下滴滴打车系统出现了“易价”的现象，最高的奖励倍数曾达到3.7倍，这也是李自蹊自加入滴滴以来所遇到的最高倍数。
相较于李自蹊，秦豫肚中的苦水似乎更多一些，“滴滴现在竟然开始收钱了，每100元钱扣除26.3元”。就好比秦豫行驶到下坡路一样，落差之大的确令他难以接受，“这还不算什么，奖励基本也没了”。
“滴滴和优步没合并之前奖励就一直在减少。”李自蹊向法治周末记者举例道，“今天2倍的奖励，明天降到1.8倍，后天就低至1.6倍了。奖励在一点点地减少，等于说让司机逐渐麻木，逐渐适应吧。”
每当回忆起从前的大好光景，李自蹊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跑过最远的一单是从门头沟到通州，在滴滴平台未扣除它所收取的那部分之前，显示的金额是238元，当扣完之后剩余197元，再刨去个人的成本90，我所剩的纯利润能够达到100元”。
好运气有时候也能为司机们一天的收入添砖加瓦，比如当李自蹊到达通州后，他直接设定了回家的方向，系统便开始给他派单。“我先去的机场，再回的门头沟，一直没有空驶的现象，一天的运气特别好，也特别顺，自然而然所能得到的利润就会更高一些。”
网络约车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很丰厚的奖励，而像李自蹊和秦豫这样的年轻人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开快车。在他们看来，最初的动力正是由于丰厚的奖励政策。
一段时间较低的奖励让李自蹊的兼职生涯中断了近4个月，而后因为单位换岗，清闲的时间相对较多，他又重新踏入快车行业。而秦豫则明确表示在今年11月1日之后，他将不再从事网络约车行业。
11月1日之后
2016年7月14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经交通运输部第15次部务会议通过，并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同意，现予公布，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
这一消息在网络约车司机师傅的圈内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司机师傅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其一是外地车牌号在北京还能否继续做网络约车；其二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也就是司机师傅们口中的运营牌照的问题。甚至连司机圈内都盛传着“北京正在研究禁止外地车和外地驾驶员从事网络约车运营”的消息。
对于外地车做网络约车这件事，老司机郭学军表示，外地车主经常不认路，即便开导航也有可能找不到路，不如索性直接不允许外地车牌号接单。
秦豫对外地车牌在北京做网络约车不抱希望。然而，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未发布过相关内容的文件。
与这条虚假消息恰恰相反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则明确地出现在文件中，这一举措承认了网络约车司机的合法地位。“不再让人以为我们开的是黑车。”秦豫简单明了的一句话，却道出了千万网络约车司机们的苦衷和心声。
经常打车的李露表示，网络约车合法化这件事的确能给广大乘客们吃了定心丸，网络约车合法意味着司机师傅们的身份合法，当乘客乘坐快车时，可以不再小心翼翼，也不再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过多地担心，甚至投诉都会有更有效的渠道。选择网络约车更多的原因在于价格相较于出租车更便宜。
时光回到2015年12月8日，大量出租车司机围堵滴滴北京总部，他们认为滴滴打车变相鼓励私家车运营，破坏市场秩序。而今，网络约车即将合法化，从事多年出租车行业的刘尊友向记者抱怨道：“网络约车合法化对我们这行冲击很大，很早之前，我们会挑活儿，现在被分了一杯羹，有活儿接就不错了。”
“网络约车合法化后，行驶里程超过60万公里的汽车会强制报废，而使用年限达到8年，即便里程数没有超标，也会要求你退出网络约车经营。”秦豫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强调，“以后跟出租车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相较于郭学军和秦豫，李自蹊的想法则更为理智。他认为，网络约车合法化的影响还说不好，“我不是专职的快车司机，有空的时候，只要精力充沛，我就会出门接单”。
网络约车合法化之后，即便所有的网络约车平台的奖励持续降低，网络约车这个行业也会让司机有赚头。“不然没有人会在大热天的时候开车去路上接单。”李自蹊笑着说道，“毕竟网络约车这一行的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
不是长久之计
“付出的多，挣得就多，每天都挺辛苦的，我们这行也不容易。”专职网络约车的陈文彬每说一句话，便叹息一声，似乎在向记者诉说心中的苦闷，“别的本事没有，就会开车，这也没有办法。”
陈文彬之前的工作是开大型车跑长途，因为出了几次大事故，两辆车因此报废，甚至有一次因为事故差一点送了命，在病床上趟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于是他的家人便不同意他继续跑长途，“除了开车别的都不会。”无奈之下，他只得做网络约车司机。
“这个的危险性毕竟能小一点，凑合着做下去呗。”陈文彬拍了拍方向盘示意道，短短一个月的快车经历似乎已令他接受了这个行业。然而，在“前辈”秦豫的眼中早已看不出他对网络约车所抱有的希望。
据秦豫透露，早在滴滴打车刚走入人们的视野时，从事网络约车的司机们一天内可以轻松挣到八九百元钱，如果付出比较多的话，一天挣一两千元也很正常，如此算来，一年能盈利个一二十万元。
“我做这行已经两年多了，现在不想继续干了。”秦豫刚刚驶过一个十字路口，正如他的人生现在面临着新的选择，“现在挣不到钱了，即便从早忙到晚，一个月也只能收入八九千元，即便钱挣回来，车也报废了。”秦豫提起自己先前报废的车，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现在他所驾驶的是他的第二辆车，正是由于之前奖励较高，他“拉活儿”的时间与里程数也随之增加，汽车磨损严重从而不得不报废，因此更是坚定了他放弃网络约车行业的决心。
司机师傅们每天都蜷缩在他们赖以生存的汽车里，长时间下来，身体会出现问题，“从事司机行业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这个行业不是长久之计。”秦豫一边耸肩，一边向记者说道，“坐得时间太久，颈椎和腰都受不了。”
除了盈利越来越少以及身体原因之外，派单不人性化、对道路不熟悉甚至是路况不佳都令秦豫对他之前所热衷的网络约车行业热情退减。
“派单不合理的情况比较多，但是一天只有三次无责任取消订单的机会。”看似精神十足的秦豫，即便车技再好，也会对部分派单心生厌倦。
“最令我反感的就是堵车。”“堵”的字眼是从秦豫的嘴里迸发出来的，“有时候不认识路，只能根据导航的指示行驶，我有的时候还要为导航出错所导致的堵车而买单。”对于一些无理取闹的乘客，他同样心生厌恶。
但凡做过网络约车的司机师傅们都有过相似的经历，不文明的现象总是存在，一些乘客语言上脏话连篇，抽烟、甚至向窗外吐痰的现象比比皆是。事情具有双面性，文明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正如郭学军所秉持的理念那样，“坐我的车就是缘分，我给乘客的评价都是五分”。
关系是双向的
年过花甲的郭学军几乎从未与乘客产生过摩擦。对很多事情看得越来越自然，“和乘客之间的关系还好，我从未跟乘客产生摩擦。”一副慈祥的面庞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因为我的年龄较大，不会去和乘客正面争吵，也很少产生摩擦，乘客一看我这岁数，也不会跟我产生摩擦。”
但是一次差评的出现却令郭学军费解。滴滴平台提示再完成11单，郭学军的评分就可以由4.98分提升至4.99分。出人意料的是，在完成11单之后，评分不升反降至4.94分。原因是有一个1星的评价，对于这个1星的由来，郭学军至今没有想明白。
一个1星的评价，司机至少要拉50单5星才能够将1星“抹平”，如果星级低于4.8分，不管拉多少单，任何奖励都没有参与的权利，“如果服务不好，星级过低，平台甚至会不给派单，同样的距离，系统会优先派单给星级高的司机。如果投诉过多，平台可能会不给派单甚至会罚款。”郭学军解释道。
好在是郭学军总是记得儿子的嘱托，做快车的目的就是打发时间，没必要太较真。同样遇到评分问题的还有李自蹊，“我曾经有过一个四分评价，但仅此一次，之后就从未出现过低分值的评价”。
据李自蹊介绍，滴滴平台会根据近100单顾客对司机的评价来给司机分数，“当我接了700单的时候，评分一直都是5分，中间有一段时间的评分是4.9分，原因是两个乘客给过差评，然后等级就降下来了。”说起自己的等级，李自蹊内心的喜悦还是难以掩盖的，“幸运的是，经过后来的努力，评分慢慢地涨回去了”。
年轻人总是有些火气，即便平日里沉稳的李自蹊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他曾拒绝过乘客的订单，碰巧的是，心情不好的李自蹊碰上了一位态度不好的乘客，“我在电话里感觉他的语气不是很好，而我心情也挺差的，于是就动用了一次免责拒绝接单”。事后，这位乘客因为李自蹊没有接单投诉了他。
“上车的乘客暂时没有发生过不愉快。”在李自蹊看来，如果乘客喜欢聊天，他就会陪着乘客多聊几句；如果说乘客一直在看手机的话，他基本上不会多做打扰。
从乘客的角度看，尊重司机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在秦豫看来，“司机与乘客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尊重能让两个人的旅程更加和谐”。即便对网络约车心灰意冷，当回想起有的乘客的文明、可亲抑或是幽默风趣，都会令秦豫由心一笑。
“在我看来，最困难的事就是乘客与司机的关系。”秦豫笑着说道，“更好地服务顾客，才能得到更好的评价，短暂的旅程才会更加愉悦。”此时的车还平稳地行驶在马路上，可秦豫的内心似乎泛起微微的波澜。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名字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