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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 仇飞
深圳女教师搭乘网约车返校途中遭司机抢劫后杀害；广州一女子乘坐网约车被司机性侵；海口一网约车司机对给出“一星”评价的乘客进行殴打……
为何网约车司机在营运过程中涉嫌犯罪的事件频频见诸报端？除了不法行为出现的偶发性因素，是否折射出平台在司机审核标准上存在缺陷？
7月11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滴滴出行，发布移动出行驾驶人员禁入标准，首次明确网约车驾驶人员资格审查的负面清单——有重大、暴力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严重治安违法，交通安全违法等三大类违法犯罪记录及患有精神病的人员，将被禁止进入移动出行平台。
禁入标准一经发布，即引起广泛热议，其中不乏质疑之声。法治周末记者特此挑选出一些关注度较高的问题，邀请研究互联网出行领域的法学专家进行探讨。
张柱庭：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朱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熊丙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李俊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负面清单“有必要”
记者：该标准通过负面清单的方式对网约车司机准入资格进行限制，如何评价这个负面清单？
熊丙万：在网约车等涉及公共安全的领域中，对从业人员进行资格限制，将不适合从事网约车客运服务的人员予以排除是必要的，排除的方式可以是运用“负面清单”作出明确界定。
一般而言，公众对网约车客运安全的关注点，主要表现在车主的驾驶技术和车主的道德素养上，由于网约车司机来源的多元化，驾驶技术和道德素养都参差不齐，负面清单将有交通违法记录的人员排除在外，是为了消除潜在的客运服务安全隐患；将曾有重大、暴力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治安违法的人员排除，也是出于对公众人身安全保护的考虑。
此外，行业的发展首先要确保行业的安全运营，网约车行业要想安全成规模化的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社会系统信用问题，即个别人发生公共安全事件，将对整个网约车信用系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或会引起潜在乘客对使用网约车系统的担忧。因此，从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系统信用的角度看，“负面清单”的规定是可行的。
朱巍：提高司机准入门槛，加强实质审核是保证网约车乘客安全的第一步。关键是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个人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须把司机无犯罪记录、无吸毒史等有关信息提供给网约车平台，为平台对司机、车辆进行实质审核和有效管理提供可能。相关部门还应尽快出台完善的网约车管理条例，让网约车行业有法可依。
除了相关制度法规的完善外，真正保障乘客出行安全，还要求网约车平台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矫正发展战略，进行技术创新，提升动态安全水平。
不构成就业歧视
记者：将有特定违法犯罪的前科人员排除在网约车司机之外，这种“一票否决”的做法，会不会与有前科人员的平等就业权冲突，构成就业歧视？
李俊慧：网约车平台的很多运营车辆为私家车，司机为兼职并非专职，与网约车平台也未签订劳动合同，不能算得上就业，因此平台设置司机准入条件也谈不上是就业歧视。
熊丙万：“负面清单”的规定是对网约车司机以安全为标准进行的必要性审查，很难称之为“一票否决”。网约车行业本身采用的是比较弹性的进出机制，很多人并不稳定地从事此项工作，把三类人员排除，也可以说是给其他有能力从事该行业的前科人员留出机会。但如果把与客运安全服务无关的违法犯罪前科人员，也排除在外，就可能涉及就业歧视，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现实生活中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应用甚广，例如，刑法对于有前科人员就规定有“前科报告制度”；而把有特定违法犯罪记录的前科人员排除在某一个领域从业，也并不是网约车行业的特例。比如，破产法规定，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破产管理人，律师法规定，对除过失犯罪外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等……这些规定，是维护特定行业经济秩序的必要措施，不能说是“就业歧视”。
将选择权交给乘客不妥
记者：有观点认为，在平台明示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把有前科的人员是否可成为网约车司机的选择权交给乘客，会更为妥当。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俊慧：选择权交给乘客不仅不现实，也不可能。如果网约车平台对外公布司机违法犯罪信息，则涉嫌侵犯司机的个人隐私。
熊丙万：如果要求每个乘客在每次乘车前，都审查识别驾驶人员的安全性，是不现实的，也是很不经济的一种做法。由网约车平台审查，同时配套车主评价等措施，让乘客能够迅速看到驾驶人员的信用状况，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张柱庭：网约车平台对消费者应当负有安全保障责任，有义务审核司机的驾驶资质、车辆资质以及采取合理措施杜绝司机利用平台侵害消费者。因此，若将是否接受有前科人员的约车服务选择权交给乘客，表面上是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实际上却增加了消费者的审核负担。当然司机的审核权、批准权也不能完全交给企业，企业毕竟是追逐利益的独立实体，当利益和管理出现差别时很容易服从利益，对于司机的安全监管，必须划出一部分交给政府部门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