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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高加林这个人物所引发的心灵呼应和共鸣，远远不止乡 村青年，而是包括城市各个生活层面的青年，心灵的呼应和共鸣同样广泛同样强烈，高加林是一个此前乡村题材小说中完全陌生的形象，堪为典型。再，《人生》突破了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另一个普遍性局限，即迫不及待地编造和演绎政策变化带来的乡村故事，把农民丰富的内心世界囚拘于偏狭的一隅，等等。我对这两点感受尤深，在于我的创作一直和生活保持着同步运行的状态，敏感着生活发展中的每一声异响，尤其是乡村生活的演变，我也避免不掉图解政策的创作倾向。由《人生》引发的反省，是我看乡村生活的视角由单一转化为多重，且获得创作的拓宽，不再赘述。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反省，是由一种新颖的写作理论引发的，即“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说。我一直信奉现实主义创作最高理想，创作出典型人物来。然而，严酷无情的现实却是，除了阿Q和孔乙己，真正能成为典型人物的艺术形象，几乎再挑不出来。我甚至怀疑，中国四大名著把几种性格类型的典型人物普及到固定化了，后人很难再弄出一个不同于他们的典型人物来。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最活跃的百家学说争鸣过程里获益匪浅，尤其“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使我茅塞顿开，寻找到探究现实或历史人物的一条途径，也寻找到写作自己人物的一条途径，就是人物的本质性差异，在于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别，决定着一个人的信仰、操守、追求、境界和道德，这是决定表象性格的深层基础。我把这种新鲜学说付之创作实践，完成了《白鹿原》人物的写作。为了把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变化的准确性，我甚至舍弃了人物肖像描写的惯常手法。
我得益得助于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创作浪潮的冲击，不断摈弃陈旧的创作理念，从优秀的作品和理论中获得启示，使我的创作获得一次又一次突破。我个人的心态也决定着创作的发展，我一直在自卑和自信的交替过程中运动，每一次成功的反省使我获得寻找的勇气和激情，也获得自信；而太过持久的自信，反而跌入自卑的阴影之中；要解脱自卑，唯一的出路就是酝酿新的反省，寻求艺术突破的新途径。（你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大约从1986年开始构思和进行艺术准备，1988年动笔，1992年完成。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由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向冷静现实的九十年代转变之时，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社会心理包括一些作家的创作心态都比较浮躁，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