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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名不见经传的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一鸣惊人，研发出了一种基因编辑新技术。这种技术让基因编辑技术实现精准、简单操作，大幅降低了基因编辑门槛，可谓是首个“中国创造”的尖端生物技术，打破了外国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垄断，其潜力有望超过近来被看作诺贝尔奖热门的美国CRISPR－Cas9技术。而这一切，都是在比较简陋和艰苦的条件下得以完成的。
在为韩教授喝彩之时，我们同样应该反思：韩教授团队如此优秀如此努力，此前为何难以获得优质科研资源？我国科研投入可谓巨大，如何才能有效配置，取得更好的效果？
国际生物学界很多人对韩能够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取得开创性的工作感到惊讶。尽管韩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心态淡泊，对科研硬件条件也表示满意，但其实无法掩饰他的真实处境。
先是设备简陋：韩春雨在他的实验室不无幽默地对媒体说：“离心机是"飞鸽"牌，与国内自行车品牌相同，从0加速到12000转大概需要1分钟的时间。”经费、学位资源方面，他也没有沾光。据报道，直到今天，韩春雨所在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还没有博士点，韩春雨实验室的学生都是硕士研究生。理论上，韩春雨每年可以招五六个硕士研究生，但是真正能够跟他一起专注科研的，也只有一两个人。而他的主要助手生活拮据，为了省钱，甚至睡觉都在实验室。这不是河北科技大学的管理问题。河北科技大学也不富裕，据说一个图书馆就建了近10年，以前有不少老建筑物房顶漏水，学校的许多设备落后老旧。
固然，科研攻关，正如任正非先生所说，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但同时，社会应该给予系统性力量的支持。对于韩春雨团队来说，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与此同时，还有多少有潜力的团队仍在苦苦挣扎、嗷嗷待哺？
这就涉及国内的科研资源分配体系的问题。科研资源分配中，有不少扭曲、人情、不当干预乃至腐败，这方面早已经有许多报道。曾有科研人员对媒体直言：作为一个底层科研人员，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在生物学界，就曾经有过波澜。2012年，两位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饶毅联合撰文批评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文章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以社论形式刊出。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对中国的科研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实际上，问题早已存在，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早在2004年，饶毅等11名学者就联名给政府高层写信，质疑生物大科学项目。而十年之后，施一公、饶毅仍在奔走呼号。
根据报道，国家科技部等许多部门也在改革旧弊。但时至今日，科研资源的分配体系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国家科技繁荣昌盛必须依靠全体科技人员，而不仅仅是容易获得科研经费的“各种计划人才”；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建立在科学技术积累的基础上。这些都是社会共识。但支撑他们的资源分配体系如果扭曲，这些美好的目标都不可能实现。
科学家对环境很敏感，应当珍惜他们的宝贵才华并为之创造条件。汉代的科学天才张衡，因受到宦官排挤，最后对科学著述心灰意冷，“所著多不典详”，他的地震波研究等许多重要成果最终都烟消云散。对韩春雨这样许许多多的当代张衡，应该给予体系化的支持，不要让他们的才华白白浪费，其中，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无疑是第一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