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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李含
2015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就《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中对于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职务发明报告制度、职务发明人的奖励和报酬制度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草案的出台有何意义？相关内容的规定能否实现“保护职务发明人和单位的合法权益，充分激发职务发明人和单位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单位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立法目的？对此，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教授。
法治周末：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均涉及到了职务发明。为此有人指出，没必要另起炉灶再制定职务发明条例，可能出现内容上的重复与冲突之处。请问您如何看待该观点？
刘春田：从草案的内容来看，确实会与我国现有关于职务发明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一定重复与冲突之处。这反映了有关部门在立法上欠缺体系化的思维，单独立法看似是对职务发明问题的重视，却有叠床架屋之嫌。
无论从实质要件还是形式要件来看，体系化都是法律所必不可少的品性。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职责分明、恪守分际。在此基础上，各项法律、制度之间需要整体协调发挥作用，在各个环节上和谐一体。但从草案的制定来看，相关部门更多地是希望通过左右职务发明上的利益分配，来介入企业经营管理事务。
围绕着职务发明的一系列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指出，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因而有关职务发明的相关问题，也应当尊重市场的力量。
法治周末：在当今大工业生产的时代，企业和职务发明人究竟谁是创新的主体、二者的关系如何协调，一直以来都有着不同的观点。请问您认为，在职务发明的相关问题上，草案的相关内容，能否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刘春田：就“职务发明”这一机制而言，企业是唯一的创新主体。企业与职务发明人之间如何分配利益，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都应该结合实际情况来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既是市场关系问题、也是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问题，却恰恰不是政府职能应当介入、去发挥作用的地方。
在这个问题上，不宜由政府用一刀切的行政力量来解决市场、行业、企业中存在的千差万别的问题。这是非常落后、武断的做法，完全不适应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与职务发明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之间如果对于职务发明的相关问题存在争议，应当遵循劳动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解决方式，而不应当由政府依仗行政力量，通过处罚当事企业的办法去解决，这样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
法治周末：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对职务发明奖酬数额和比例作出明确规定的国家。而此次草案中规定的数额与比例，相较于此前在专利法实施细则中的标准，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制度设计？
刘春田：有关职务发明的奖酬问题，实际上是解决专利技术转化为财产以后，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应当明确，这本就不属于专利法、专利制度要去解决的问题。专利制度的作用，应当聚焦于审查申请、拿捏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如何授予专利、专利授权给谁、界定专利权的范围、如何行使专利权、遇到纠纷或侵权如何救济等，而不在于背后的利益分配上。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对于职务发明奖酬数额和比例的规定，本身就有蛇足之嫌；而草案通过行政法规的方式对其进行更具体、力度更大的规定，是对专利制度的异化。
法治周末：草案中引入了发明报告制度，但这一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做法，却并没有得到大多人的认可，请问这其中存在怎样的问题？
刘春田：草案中引入的发明报告制度，原本规定于德国1957年《雇员发明法》中，该制度的核心就是根据德国发明人只能属于自然人的理论，解决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问题。半个世纪的实践说明，这是一项成本高，且容易产生纠纷的低“性价比”的制度。2009年，该法修改，这项做法已被放弃。
在我国，顾名思义，仅从“职务发明”一语就可以明确，知识产权属于企业从无争议。我们若借鉴已经被证明落后的制度，把本无争议的权利推向可争议的境地，徒生事端，并不妥当。
建议相关部门，若需借鉴国外先进做法，应当系统地了解相关国家的历史、社会与经济情况，完整、准确地了解该国的法律制度。一项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也要因地制宜，审慎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