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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最火的不再是烟花爆竹，而是微信红包。大数据显示，猴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总收发次数达321亿次，5.16亿人通过红包与亲朋好友分享节日欢乐，相较于羊年春节增长近10倍。有人说微信红包成为新民俗，有人担忧其摧毁了春节。客观而言，互联网的确在塑造我们过年的方式。
自互联网产生以来，兴奋的人们看到其海量信息所蕴藏的巨大价值，产生了一波又一波信息开发的商业化浪潮—传统媒体式微了，主编和记者们转型了，人们阅读新闻的方式也革了新闻产生机制的命。到如今，只要拥有一部4G手机，哪怕是漂流孤岛的鲁滨逊都不会再感到孤寂(只要有信号)，而会与闹市中的人们一样，时刻都能感受到“世界尽在掌握之中”。
我们一方面陶醉在互联网所营造的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信息世界里，并乐此不疲地继续开发能够分享更多信息的新技术平台;另一方面我们又注定逃不了被“忽悠”的命运。从各种缺乏科学依据的伪知识，到带着反智主义的假提示，从毫无出处的趣闻轶事，到精心炮制的谣言或商业策划，带有公共性质的新闻和知识被铺上一层厚厚的商业帷幕，有的直接在阅读提示中植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广告。即便是假新闻假信息，当反复被朋友圈传送后，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相信。久而久之，这种信息供给模式，就会慢慢消磨掉我们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判断力，以及人的天性中那份求真的优良品质。
即便在新闻道德和新闻法治的规制下，新闻信息机制能够自我矫正，以适应人类清醒过后的求真诉求;我们依然正在陷入另一种危机:从各大新闻门户网站，到私人微信朋友圈，再到各大追赶网络的纸媒，新闻信息几乎全面雷同。它们实现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了吗?
海量的网络信息无法直接满足客户需求，只能依赖操控手分拣出来，这种日常基本新闻信息的呈现并不分层，难以实现与不同职业背景、不同知识渊源的人的个别化交流。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中，除了专业性的学术活动外，生活中的阅读与接受，只能受网络信息提供者和挑选者规制。他们通过门户网站、新闻客户端、微信等技术手段，塑造了信息的格式化供给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我和八岁的女儿阅读一样的信息知识，格式化的“浅阅读”甚至消解了人们对实体书店的心理依赖。黑暗里，那些曾经指引我们前行的书店灯光不在了，人们纷纷打开手机，将彼此禁锢在同一座信息孤岛之上，沦为网络信息世界里新的“鲁滨逊”。
当所有人浏览同一则新闻，当朋友圈都在刷屏同一个信息，当地铁上彼此陌生的人盯住手机却在分享同样的素材，当整天大家讨论的话题早已被规设好了，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量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呢?我们所关注的视野领域是缩减了还是拓展了呢?我们讨论的公共话题价值是更局限了还是更有普遍性了呢?常识告诉我们:当大家把目光都投向同样的问题，这个如此丰富的社会所提出的那么多问题就可能会被屏蔽，而它们同样是这个社会存在的部分。
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很怀念一杯茶、一份报纸的时代。当不同的人根据各自不同的兴趣，阅读不同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人们在一起讨论交流带来的是“1十1 2”的信息增值效果，信息交流产生了价值，拓展了人们对知识、对信息的拥有量，也由此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欲望。不同的信息供给模式将产生不同的人际交往空间，最终塑造着不同的社会关系结构。当大家知道的一样多，也就意味着大家知道的一样少。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