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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财经》特约、明势发现者基金合伙人 曾颖哲
既要让行业回归本质，也需要让行业升级
生活在“70后”年代以前的人，对小时候胡同里的剃头担子或剪发铺子，也许还有温暖的记忆。它的便利、高效和低廉，相比较如今的发廊更是一份逝去的美好回忆。作为一名男性消费者，剪头发这件事可谓是一直困扰我的痛点之一。长久的排队等候、庞杂的服务项目，以及理发师为了推销产品和储值卡不停地唠叨，多多少少都使得在面对剪头发这件每月必须做的事情时，既不耐，又无奈。而在平常日子里，像我这样只有简简单单的“剪个头”的需求的顾客，不在少数。只是，在当下供给端习惯性提供过度的服务中，简单的需求反而成为一种奢望。
正因此，当一开始接触到星客多快剪项目时，我的眼前一亮。不染、不烫、不按摩、不洗头、不办卡，只是提供最基本的标准化流程的剪发服务，“星客多”让我仿佛又能回到少时最朴素的记忆，它是在进行一种把行业回归到其本质的变革。早在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1347年）曾提出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他在《箴言书注》2卷15题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这句话用在对星客多快剪项目的评价上，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但一开始，在明势资本内部对“星客多快剪”项目并非没有争议，主要焦点在于，如果我们仅仅看中于它回归行业本质这一点，那么其上升空间、想象空间依然有限。如在圈内所认知的那样，明势资本以投资产业升级见长，那么，在这个古老的“剪发”行业中，我们如何让它升级？
互联网显然是最普适的解决手段之一。对于传统企业、产业而言，互联网至少能带来如下三个显著优势：一是在推广传播的便利、快捷、高效。二是消除信息不对等、增加透明性、提高沟通效率。三是一直以来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互联网给各行各业提供了可以基于数据运营的基础。这一点对中国企业来说尤为需要。
我对投资标的的考察，最主要的关注点是以下几点：项目在整体上是否会促进产业生态向良性发展、产业效率是否会因此而提升、创业者是否靠谱。“星客多”满足我们的这几点考量。
因此，在确定了对其投资后，在起先将近半年的时间内庄威并没有大规模开店，我们并不着急，反而是希望他能尽可能地完善其模型——品牌定位、消费人群定位、如何解决消费升级需求，并利用互联网提高坪效。比如，消费高低峰时段的自动调价、手机预约避免排队、店不一定要开在人流集中的地段，而是通过互联网有效导流，使得店即使开在不那么繁华的地段但仍能满足顾客便利剪发的需求。我希望庄威能不断地、全面地调查了解顾客的痛点，并提出解决方案。
此外，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很多台湾服务连锁企业进入大陆后，一开始发展得都很好，很快立起自己的品牌，但企业的耐力、后劲不足，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茶一坐”“仙踪林”“上岛咖啡”等。对于这个现象的成因，我还没有进行过细致的思考，但是我把这道题出给了庄威，希望他能找出答案，从而避免前辈走过的弯路。
给创业者出题的过程，也是一个允许他们试错的过程。我曾在博世工作八年，其中一个较为深切的感受是：德国制造稳健有余，创新不足。这或许与德国人的风控意识有关，很多时候因为害怕面对风险，从而不做决定或者久拖不决。而我的看法是：哪怕做错误的决定，也比不做决定要好。因为一旦知道什么是错了，还可以回去做其他方向的尝试，当然前提是要保证这些错误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可否认，现在是中国创业最好的年代，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除了美国，只有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资本愿意掏钱让创业公司去试错。试错本身也是创业的魅力之一。
传统产业的死生轮回
前不久，我的合伙人、也是明势资本的创始人黄明明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中国制造业强大的优势，即“中国的家底是制造业打起来的，过去30年基础已经很成熟，全球其他地方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有今天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么完整的产业链条”——比如做手机，只要有资本的配合，创业者甚至可以完全不懂手机这个行业的技术层面，从设计到最后生产，整条线都可以交给别人去做，在全球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产业链；也谈到了”如不升级，80%制造型企业将破产”——这主要是因为人口红利正快速消失、劳动力成本迅速提升，以及传统制造业的粗放型结构将面对工业互联网的崛起。
中国的人口基数与结构，工作岗位的需求，决定了制造业未来依然是我国牢不可破的工业基础。中国的根本也仍然在制造业上。即便是以“金融治国”著称的美国，美国最赚钱的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其投资标的大部分依然是传统制造业，巴菲特退休前的布局也是如此。只不过传统产业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和工业4.0，完成它自身的扬弃。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电影。在上世纪80~90年代，大量电影院曾经因电视的出现而关门，但如今，3D和巨幕的出现，又使得电影院重新回归到人们的生活。就连人们一度认为必然会消亡的广播，也在汽车这个场景内获得了它生存的空间。很多当前式微的传统产业，也在寻找自己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突破点，我想有相当多的传统产业都有可能在技术的交互性突破下，获得轮回般的新生。整个世界本来就是个神奇的、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有机体。
外媒TechCrunch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挺有意思，文章认为，“从另一方面来说，诺基亚手机倒闭拯救了芬兰创业”。的确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最开始大家都以为的噩梦现在看反而是拯救了芬兰。诺基亚的衰落激活了芬兰的创业公司，原本一家独大的产业格局变成了诸多创业公司百家争鸣。从诺基亚被裁员的员工离开后，由于在手机制造和无线通讯领域的技术积累，组建了大量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初创公司，其中包括“愤怒的小鸟”、“部落冲突”、Jolla等知名公司，盘活了芬兰的就业和经济。
所以，当大家对初创公司的很多问题忧心忡忡时，我经常开玩笑安慰说：“很多时候需要让市场去决定，人总是能在混沌中找出路来的，不用太担心很多的事情。”其实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出路在于创始团队的学习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这是最关键的。
创业有机会，更有风险
今年下半年，市场上关于“资本寒冬”的话题讨论得多了起来。很多投资基金也变得越来越谨慎。我个人并不在意“资本寒冬”这一说法，明势资本是做早期投资的，一家企业从早期投资到它成功突破、成长起来，通常需要6~7年时间，这个时间与“7年一个经济周期”大致吻合，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跟随一家企业经历一个峰谷的周期，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既然如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特殊的“寒冬”了。即便是有，其硬币的另一面是，在“寒冬”中选择创业的，是真正创业者的概率要大得多。
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增速确实有所下滑，但是这改变不了目前是中国创业最好的年代、北京有着中国最好的创业环境这一事实。在全球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衰落的经济下行周期，像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增速仍相对保持高增长、她的人民以勤劳聪慧而著称的国度，对全球资本仍然具有“舍我其谁”的吸引力。尤其与发达国家“小富即安”的生活状态相比，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欲望”，虽然这也常常会带来一些“无底线”事件的发生，但毋庸置疑，欲望从来都是创业、创新最强大的动力。
从创业主体上看，现在的创业人群以1985年后生人为主力军，比如庄威就是1987年生人。与我们70后的成长环境相比，80后、90后普遍是在鼓励的氛围中成长起来，他们敢于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敢于跟老板去争，拉都拉不住他们。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同时他们年轻，有犯错的时间资本——时间才是最大的成本。
在世界上很多城市生活过，北京是一个给我带来特别不一样感受的城市。这里充满了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有着不同文化碰撞带来的火花，有着沉厚包容的文化，有着多元化的价值观，这一切，都为在这里的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绝佳的“软环境”。加上中央大力提倡“双创”，作为离中央最近的城市，也是政策传导受益最快的地区。
然而，尽管有以上种种优势，创业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人们常说的，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可能不仅如此，说百死一生、千死一生也不为过，就像新近有报道称，“2014年拿到A轮投资的企业高达846家。创投泡沫的繁荣下，投资与创业成了时髦的运动。然而，一时被资本烘托得高大上的项目，大多数经不起现实与时间的考验，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就这点而言，当前的舆论和引导的确存在鼓励有余、风险提示不足的弊端。这无助于构建更良好的投资和创业生态圈。
对于创业者而言，也不需要对“寒冬”心怀畏惧。一个优秀的创业者，是能够坚持“be yourself”（做你自己）的初心的。如果因为资金环境的收窄，从而去改变自己、迎合投资人，通常也很难取得好的结果。投资者与创业者就好比婚姻关系，在这段关系中，彼此都真诚的“做自己”，婚姻才能更长久。
同时，一个良性生态圈的构建，离不开在政策和规则制定上的“抓大放小”，像美国证监会（SEC）那样，主要致力于信息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的大的监管框架的制定，加大违规者的成本。让上帝和凯撒各司其责，才能彼此做得更好，最终实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