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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在手机还属于奢侈品的时候，公共（IC卡）电话亭曾是一代人熟悉的记忆，尤其是在车站、校园这样人群聚集的地方，甚至经常能看到排队打电话的场景。当然，在移动互联网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怀旧的空间。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5月底，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已达到12.56亿人，几乎“人手一机”。对通信运营商而言，传统电话亭业务，如果光靠售卡，恐怕已无法带来哪怕维护自身继续生存的费用。他们将服务重点放到移动业务的发展上，说白了，也只是正常的市场选择而已。换句话说，公共电话亭淡出人们的视线，本身也没有什么可伤感的，毕竟有进步，就必然有淘汰。
不过，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当年发展IC卡公共电话业务时，地方政府都曾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仅每个电话亭平均就需花费1万元。像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或者新闻中厦门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一座城市的公共电话亭数量往往能达到上万个，可以说，公共财政的钱当时花得并不少。对于这些公共设施，目前最常见的处理办法，要么弃之不管，要么一拆了之。而一旦弃之不管，有些电话亭也就随之陷入“公地悲剧”，变成了“小广告”专栏或垃圾集散地。至于“一拆了之”呢，虽然免除了影响市容的问题，但从公共财政使用效率来说，动辄让原有公共设施价值归零的做法，恐怕也不应该成为优先选择。
相比发达国家，公共电话亭这种东西，在咱们国内出现的时间较晚，存在的寿命也比较短。那么，在那些公共电话亭普及率曾经很高、互联网移动业务出现也更早的国家，他们的公共电话亭是不是早已不复存在了呢？恰恰相反，在欧洲，公共电话亭以英国的经典红盒子和法国的简约透明玻璃间为代表，至今仍遍布城市大街小巷。而从他们对公共电话亭的利用情况看，这些看似“过时”的公共设施，除了拆弃，还有很多更好的出路。
其中比较普遍的，是改变传统公共电话亭的功能。比如，在伦敦有近8000个公共电话亭，随着手机用户数量的增多，它们也曾面临逐渐被废弃的危机。为满足手机充电的需求，政府将部分红色电话亭经过统一改造，外部涂成绿色，同时在顶部安装86厘米的太阳能面板。电话亭内部则安置为多种型号手机准备的充电器，并有一块展示广告的显示屏。为了防止破坏，广告屏采取了保护措施，而且充电电话亭只在白天提供服务，到晚间便会上锁。除了由政府解决部分电话亭之外，另外一些电话亭则让公众去“收养”。有意收养的公众，先要提出自己的“电话亭改造方案”，向地方政府申请通过后，只需花1英镑（约合人民币10元），便可获得一间电话亭的所有权。因为英国的红色电话亭属于半封闭设计且面积较大（两到三平方米），这些被“收养”的电话亭，常常被改造成咖啡屋、甜点屋或擦鞋服务点，吸引人们前往。而这些另类微型企业，也为部分失业者提供了工作机会。澳大利亚为延长公共电话亭的使用寿命，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将部分公共电话亭改造成Wi-Fi“热点”，在一定范围内（一般为50米左右），为周边公众和街头行人提供免费Wi-Fi接入点。或者由负责建设公共电话亭的电信公司出面和银行合作，将ATM自动取款机安装到部分公用电话亭中。
当然，在不改变原来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公共电话亭似乎也可以继续存在。在日本，目前全国共设置有10万座免费公用电话亭。在拨打这种免费公用电话时，用户只需拿下话筒直接拨打想拨的电话号码即可，但拨号之后，液晶画面上会出现一段长约15秒的广告，广告播完，电话才会接通。如果拨打的是固定电话，可以免费通话9分钟；如果拨打的是手机，则至多只能免费通话1分钟的时间。这样的办法有三个好处：通过“免费”，使用率的问题解决了；“免费”之后，怎么维持运营、养活自己呢？有了稳定的受众，自然就不缺广告收益；对“免费”时间进行限制，既满足了公众必要的需求，又避免了浪费。
“被遗忘的电话亭”虽说算不上大事，但这些年，个别地方屡屡被曝光部分在建或已建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就算涉及数亿、数十亿公共财政资金，拆建起来同样存在“任性”的情况。说到底，这种情况，或许正是在城市建设规划与公共财政使用问题上，咱们依然存在某种粗放式管理思维的结果。如何利用既有的公共设施，考验城市管理者在公共治理中的智慧。公共电话亭，作为公共服务延伸的载体，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就看你怎么用，愿不愿意用。这不只是技术问题，准确来说，还是一个观念问题。本报评论员 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