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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的裸捐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而且颇有些“怒其不纯”。比如有网友认为扎克伯格给自己留了条“内裤”，咋不全都捐出去呢？还有网友深刻地指出，扎克伯格做慈善的目的不单纯，他是想要避税。在这些网友看来，捐款就应该是高尚无私的，纯洁无瑕的。说实话，这个观点连孔老夫子也不同意。他就曾深刻地批评过他的弟子子贡，做善事不获取利益，不利于善行的推广。
中国网友能够认识到的问题，美国人没道理不清楚。在扎克伯格宣布捐钱后，美国新闻网站《每日野兽》便刊登了专栏作家马耶洛的一篇评论文章，马耶洛引用了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戴维·叶尔马克2008年的一篇论文称，那些富豪或高管们捐股票的动机并不单纯，有的只是为了卖掉大幅增值的股票而又不违背内幕交易法；同时，那些高管们以后通过新成立的慈善基金还可以继续控制公司。马耶洛同时指出，将股票捐出后，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扎克伯格应缴税收入便大幅减少了。据粗略估计，省去的这笔钱，相当于他捐出股票价值的三分之一。
然而这种做法是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的，因为这有助于形成一个良性的财富分配生态。我们需要先从美国的税收说起，对于美国富裕阶层来说，有两个税种是很可怕的—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前者是针对一个人每年的资本收益征税，后者就不用说了，直接拿走你遗产的一半。这样的税种都会有起征点，所以收不到大多数美国人头上，它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均贫富。
然而这样的重税会带来很多问题。以遗产税为例，它起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富人有太多的办法避税。比如当年罗斯福政府要收洛克菲勒的遗产税，洛克菲勒干脆在生前把财产以各种名目赠送给了儿子；这之后美国政府又开始收富人赠与税，于是富人们又搞出了信托基金，其实很多慈善机构就是信托基金。实在逼急了，富人还可以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前两年法国大明星德帕迪约就抱怨税收太多，声称要离开法国，结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举双手欢迎。而现实中，法国富豪们大多住在摩纳哥，德国富豪愿意去瑞士，无它，税收比较低。最终我们发现，真正被收税的，是博弈能力不那么强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阶层。
而逃税又引发了第二个问题，造成人才和财富的逃离。据媒体人罗振宇介绍，当今美国富豪有60%是第一代创业者，像扎克伯格、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贝索斯都是如此，这是什么人，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为这个社会的文明创新、财富创造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赶走他们无异于跟繁荣过不去。而反观我国，第一代创业者的比例我觉得还要大大超过美国，我们是打算赶走他们呢，还是留住他们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取消遗产税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趋势，比如2005年香港取消了遗产税，2006年俄罗斯取消遗产税，2008年新加坡取消遗产税，而在今年4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取消遗产税。在这个基础上，慈善就成了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有效办法。还以美国为例，虽然成立慈善机构可以规避缴税，但法律规定慈善机构每年必须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慈善（不低于基金余额的5%）。结果就是，政府让渡出一部分税收用来缓和富人的避税心理，而富人则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来回馈社会。而对于受捐赠人群来说，这种私人慈善的效率和灵活性是大大高于公共慈善的。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当然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美国基于宗教信仰而诞生的慈善文化，正如钢铁大王卡耐基的那句名言：抱着财富死去是可耻的。这形成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贵族精神”，一种身份象征和道德约束。内在的道德驱动加上外在的政策倾斜，才形成了美国繁荣的慈善生态。
那么扎克伯格的“裸捐”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首先我想应该是制度上的启示，比如税收制度。我国目前还没有设置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也始终维持在20%，要远低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45%，这意味着纳税的重担压在了工薪阶层身上。然而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设置遗产税或提高资本利得税税率会产生反面效果，不光打击富人，穷人也不会从中受益。所以通过慈善达成财富再分配是一个很好的出口，然而我国的慈善配套制度并不健全。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举例说，依照目前的体制，如果马云要捐赠100多亿元，就得先拿出二三十亿用来交税。这显然让中国富豪望而却步。所以为慈善营造制度环境是激活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一步。
同时我们还需要普及和推广关于慈善的正确观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慈善生态绝不是靠逼捐达成的，需要出自人们的自愿。就像孔老夫子教导我们的，慈善需要道德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为利益而慈善，这并不可耻。这有助于让慈善从被动消极转变为主动积极。扎克伯格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当你成为陈-扎克伯格一家的新接班人时，我们也启动了"陈-扎克伯格慈善项目"，和其他人一起，提高人的潜力并为下一代孩子创造平等的机遇。”我相信，这话是真诚的。
本报评论员 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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