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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 仇 飞
法治周末实习生 罗聪冉
这年头，可以丢钱、丢手机，但千万不能“丢人”——对于家长来说，最怕的应该就是孩子走丢。
近日，一款名为“CCSER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的社会应急响应系统，在微信朋友圈被广大家长转发刷屏——其号称是中国的“amber alert(安珀警戒)”，利用移动互联网和GIS地理信息技术，依托拥有6.5亿月活跃用户的微信，构筑守护儿童免于失踪的“天网系统”。
然而，如此“好”的平台，在广大家长朋友圈掀起热浪的同时，质疑的声音也接连而来。
看点：6.5亿月活跃用户+黄金3小时+警民协作11月20日，由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儿童安全科技基金发起，微信、腾讯公益助力的公益项目——“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正式上线运行。
据了解，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以6.5亿微信用户为基础，在该平台注册后，一旦儿童发生失踪状况，家长可迅速打开微信，基于已经建立的儿童防丢档案，即时发布预警信息，周边的志愿者们会接收平台推送的预警信息，在儿童失踪的3小时黄金时间内，形成半径30公里、90公里、690公里的三道保护失踪儿童的预警保护圈。
这款“神器”一经推出，就在微信朋友圈得到网友的盛誉：“这才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好平台”“人多力量大，谢谢开发这一个平台，让家庭不再悲伤”……访问量在短时间内急速增加，社会强大的“热情”造成后台服务器一度宕机。
目前，该平台的服务器处于升级扩容及产品优化状态，“我是家长”通道处于无法登录的关闭状态，平台称APP客户端即将上线；“我是志愿者”通道开放，关注平台微信公众号并授权后台使用个人地理位置，便可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者。
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负责人、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秘书长张永将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微信平台关注量已达到120万左右，因技术和业务细节正在调整，平台尚未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还未获得运用预警平台寻找儿童的相关案例。
不过，法治周末记者在该平台上的“平台讨论”区内发现，目前关于“寻子”和志愿者招募的帖子已达到一万多。
记者联系到在该平台发帖的“寻子父亲”陈新刚。据了解，陈新刚8岁的儿子陈杨朝梵在2012年走失，至今已整整3年零8个半月，身心俱疲的父亲虽然精神几近崩溃，但在寻子路上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在陈新刚眼中，儿童失踪预警平台是一个能让所有家庭都受益的新事物。“因为信息一经发出去，所有人都可以帮助你找孩子。”陈新刚说。
苦苦寻子8个月仍未果的崔贵明也向记者表示：“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志愿者能够帮助你一起寻找丢失的孩子，毕竟警方人力有限，有志愿者的加入，比警察单方面寻找会更快些。”
资质：民间背景遭质疑
自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上线的消息在网上推出，许多网友的眼球首先被“微信”“腾讯”的字样所抓取，以为是腾讯在“挑大梁”，而据记者了解，腾讯公司只是为其提供了一个端口、接入平台，真正运营主体，是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下属的二级基金——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
据了解，该基金成立于2015年5月，由捐资200万元的自然人赵莉为执行理事长，前一线办案警察张永将作为秘书长，是一家民间组织。
这一“单薄”背景，引发了公众对其公信力、权威性的质疑。
“公信力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张永将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无论是民间组织还是官方政府组织，都要在法律框架内行事，推动预防儿童失踪的法律建设是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的宗旨。”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新林也认为，对于一个处在探索阶段的新生事物，社会上存在质疑的声音是正常现象。
彭新林表示，从公益性的角度来看，CCSER儿童失踪预警平台重视民间力量、吸纳社会群众参与的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但身为一个民间组织，仍需要有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监管、社会公众对其进行监督，只有将其制度化、规范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信息安全：平台须遵守特定目的原则
对平台背景的质疑，也引来了另一种疑虑：在收集了大量家庭注册信息后，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否会使得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大大提升？
11月22日，“口袋育儿”公众号的负责人麦田爆料，预警平台上线之初，他在以家长身份注册登录、为其女儿建立儿童档案时，发现需要填写多项儿童的个人资料——身份证号、籍贯、体型、肤色、发色、声纹信息、胎记照片等。
对此，麦田指出：预警平台“过分”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令人怀疑动机不纯，用户的隐私很可能被平台打着公益的幌子，而进行商业利用。
在注册儿童个人档案的时候，需要填写儿童身高、体重、体型、发色等信息，但麦田认为，这样预收集的资料，可能和儿童真正失踪时完全不一致，比如，今天填表的时候儿童是短发，过几年突发失踪事件时，儿童已经是长发——那今天预收集的隐私资料，不仅不能在今后对快速找到丢失儿童提供帮助，反而会误导志愿者。
对该说法，张永将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每一个家长要为自己的孩子负责，而不是寄希望于别人，因此，孩子的档案需要家长自己更新维护，没有一劳永逸的事。”
而对于部分家长一直挂在嘴边的“个人隐私”问题，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齐爱民表示，根据中国的文化和法律，在平台上填写的诸多信息里，只有声纹对比和胎记两项构成个人隐私，其他信息均属于个人信息。
齐爱民进一步向法治周末记者区分了外部胎记和身体胎记的差异——脸上胎记属于公开的信息，无法主张隐私；身体胎记为隐秘信息，对它的公布和传播可以主张侵犯隐私。
“这些信息如果是家长自愿上传的，平台自然不会侵犯个人信息和隐私。但是平台在后续上述信息的使用方面，要遵循特定目的原则，即只能使用家长提供信息的目的，即寻找失踪的儿童，而不能做其他的商业使用，比如给商家用于消除胎记或者疤痕商品的直销；如若改变个人信息用途，必须遵从知情同意原则，即事先告知家长并取得家长同意。”齐爱民表示。
而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德良对隐私的界定有着不一样的看法，“法律上的隐私是，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同时又与人的名誉或尊严有关的这一类个人信息。预警平台上登记的信息都不足以构成法律上讲的隐私”。
刘德良表示：“这些信息都可以作为正常信息使用，法律的重点应在于防止它被滥用。”
回应：将由中国行为法学会监督所得数据
对于上述担忧，张永将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在项目创建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在服务器的选择上，平台采用的是与目前国内运营商、大型互联网企业相同的服务器端口，相同的安全系统，最大限度地防止数据泄露。
张永将在发布的公开信中表明，建立平台是一件纯公益的事情，不存在利用用户隐私牟利之举，对于是否录入档案，由家长自己来决定，平台不做任何强制性要求，用户既可以提前录入，也可以在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录入。
“收集的数据本身不是绝对的隐私，而是当危险发生时、家长们恨不得全世界人都马上知道的信息，也是做好了准备能够对外公开的信息。”张永将进一步表示，目前所收集到的数据由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管理，中国行为法学会提供监督，所得数据，将在每年两会之前形成有实践基础的法律建设提案，推动响应法律建设，最终形成全民性的系统。
据了解，儿童失踪预警平台本身不具备儿童丢失信息的发布权限，发布权限只能由家长拥有。“因此，平台对发布者的真实性和孩子的真实性需要进行严格限制。而身份证核验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平台会和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来联网核验家长、孩子的身份真实性(不发布者不需要实名)，而且只做身份验证，不做采集。”张永将表示。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陈惊天认为，CCSER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的运行机制是相对合理的，基于自媒体、新媒体传播速度之快、在互联网里“见不到面”的特性，身份核实是平台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
呼吁：纳入国家级的预警平台
据国内一家寻子网站“宝贝回家”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还有父母寻儿童23169人，儿童寻父母17460人。
面对屡打屡发的被拐儿童犯罪现象，彭新林表示，对于防范儿童被拐的现象主要还是重在预防，但儿童失踪预警平台对降低拐卖儿童犯罪率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种民间自发的模式，对于现在打击拐卖儿童是一个有效的补充。”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天虎向记者表示，如何消除公众关于个人信息和其他隐私泄露的担忧，如何使该模式运行得更加完善、更加规范化，可以借鉴国外的安珀警戒模式，将其纳入国家级预警平台。
对此，张永将表示，中国的儿童失踪预警平台将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推动立法的经验，用一边做一边呼吁的方式，推动响应法制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胡伟新表示，儿童失踪问题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需要机关、社会、学校、团体以及企业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在该问题上，应由公安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辅助配合，形成一个社会各方相互辅助配合的联动体制。
他山之石
美国怎样寻找失踪的孩子
法治周末记者 仇 飞
法治周末实习生 罗聪冉
据统计，现在美国儿童失踪找回率约97.7%；而在我国，孩子的失踪找回率，目前官方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数据。
为什么美国的失踪找回率会如此之高呢？
据了解，美国有一个叫“安珀警戒”(Amber Alert)系统，当发生儿童绑架案件时，美国紧急警报系统会通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等渠道向全国发布信息，同时利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电子交通状况指示牌等形式，让更多民众第一时间获知消息，甚至提供破案线索。
资料显示，安珀警戒是以一名于1996年在美国德州阿灵顿被绑架杀害的九岁女童安珀海格曼命名；2003年，国会通过法案，由司法部设专门机构协调全国各地的安珀报警并提供联邦资金；2013年，该警报可以通过一套无线紧急警报自动向手机发送信息，在手机接收端，这些警报信息将不受常规手机流量的影响，也不受信息使用高峰期的干扰；近两年，Google地图、big搜索、Facebook、Uber等纷纷先后加入安珀警报系统。
据使用过的用户介绍，当安珀警戒启动时，首先听到一阵短促而尖锐的警报声，然后会从手机或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串简短的信息，其中包括对丢失孩子的描述、绑架嫌犯的作案时间、绑匪车辆描述等。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虽然安珀警戒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750名儿童因为警报而被寻回，但也有舆论声音认为，大部分的警戒发布未达到司法部的发布标准，其中包含“儿童离家出走”“家庭误会”等情况，甚至有恶作剧的电子邮件，伪装为安珀警戒在网络上流传。对此，有关心失踪儿童的人士担心，这些错误的警报会让大众逐渐对系统失去信心。
针对这一情况，在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上，也有网友产生过质疑，认为如果仅仅依靠民间组织力量，平台很快会被淹没在“小孩去邻居家玩了”“在超市走丢又找到了”等无效的警报之中，过度的滥用必然也会致使志愿者厌烦并抛弃这个系统。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陈惊天认为，在谣言和控制信息方面，平台应建构一个诚信机制，即所谓的黑名单。
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负责人、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秘书长张永将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平台已做了严格控制，即发布者必须实名，后台对发布内容也会有监管，信息不符合要求将无法发布，此外，恶意、违规发布都会被计入黑名单不能再发布，增加了用户的造谣成本，从而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谣言漫天，消耗掉人们仅有的一点公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