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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见习记者 李立娟
“通过建立和运行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有效管理企业法律风险，降低法律风险事件爆发概率和不利后果影响程度，以实现企业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也是企业法务存在的原因。”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会议副主席边峥在会议上发言的一席话引起满堂喝彩。
这是10月17日，出现在“律师与法治企业建设”论坛中的一幕。
企业法务建设律师应如何参与，“互联网+”为公司律师和社会律师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法学专家、学者，央企、大中型国企和民营企业法务负责人在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内外部结合助力法务
随着企业法务工作的日益重要，公司法务在企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中，不少律所尝试深度参与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包括建立法律风险管理体系，进行法律风险评估，从而提升法律服务价值。
边峥表示，法律风险管理，是贯穿其他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其他风险的爆发，往往最终表现为法律事件。当违反法律、违反合同、侵犯第三方权利以及怠于行使权利这些法律风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包括经营损失、对资产的损害、合法诉求的丧失以及对声誉的损害，或者会致使企业遭受一定的处罚。
在济南市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耿国玉律师看来，企业是法律服务的主要对象，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法律服务。对企业而言，法律服务是有价值层次的：第一层次，参与风险防控，搭建安全机制;第二层次，把关企业家法律风险，做好企业家的参谋和助手;第三层次，帮助企业建章立制，参与企业管理经营;第四层次，创设商业模式，激发社会资源能量;第五层次，促进民主法治，保障企业财富安全;第六层次，把握法律市场新趋势，全面对接法律服务新需求。随着企业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法律服务的方式和模式应不断更新、创新，法律服务的价值层次进一步提升。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彭瑶以国有企业集团法律服务为例，深入分析了法律服务要与企业管控模式相适应而处理好的三种关系：企业与政府及监管部门的关系、集团与下属各类子分公司的关系、企业各个职能部门的关系。
“公司律师与社会律师一个都不能少，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边峥认为，“在天津能源集团的实践中，我们对法务风险的管理分为以下四个步骤：一是法律风险评估调查；二是完善业务管理制度；三是建立法律文件范本库；四是加强法律培训。”
“互联网+”下再定位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借助互联网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与生产力。”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秦涛律师说道，“‘互联网+’的背后是创新与传统的冰火两重天。”
他说，因为实体经济面临着种种压力，如投资拉动，力不从心；债权社会的不安与恐慌开始弥漫；全社会的信心不再坚挺；移动互联网成了压垮传统零售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万众创业的盛宴。因此，“互联网+”对企业法律服务需求与供给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大量初创型企业设立，新成立的初创企业对法律服务产生了新需求。
利用客观数据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最好途径。他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海量的裁判文书仅仅是数据的开始，法律行业的大数据蓝图应该包括外部的裁判文书、审判信息、施行信息的公开。数据是未来法律服务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互联网时代会加速法律服务内容的升级换代。律师与客户的关系部分将重新定义，更富弹性和张力；服务模式、服务标准、服务流程将会因为评价监督机制得到加强，行业生态会优化，法律服务的获取方式会发生变化。如果未来的律所、律师、甚至于法律服务行业不复存在，绝对不会是因为互联网。真正的危机源于自身存在价值以及续航能力。”秦涛律师最后说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