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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财经》特约 张雯
一切都没有策划，德国社会似乎突然之间就感受到了“蝴蝶效应”的威力。今年2月和4月，德国知名博客Netzpolitik（网络政治）刊登了两篇博文，这两篇文章引用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文件称，该局正计划增加预算成立一个小组以加强对互联网信息传播过程的监控。
随后，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马森（Hans-Georg Maa?en）以Netzpolitik泄露国家机密为由对其主编贝克达尔（Markus Beckedahl）、工作人员迈斯特（André Meister）和线人进行了投诉。7月24日，贝克达尔和迈斯特公开称其正接受联邦总检察长朗格（Harald Range）的叛国罪指控和调查。这很快成为焦点，推特上也充满了对“Landesverrat”（叛国罪）的讨论。
整个德国社会都站在了司法机器的对立面。记者协会谴责有关部门借调查“封住同事的口”；律师协会呼吁停止针对记者的叛国罪调查；1300多名抗议者走上柏林街头表达对被控记者的支持；总理默克尔、联邦司法部部长马斯（Heiko Maas）、内政部部长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ére）等政治家也纷纷表态质疑指控的合理性。最终，这场持续数日的风波终以朗格被马斯劝退、联邦检察院宣布被公开文件中未包含国家机密而告终。
安全，还是安全
【除去宗教冲突，经济水平、教育状况、收入差距和国际沟通都在恐怖主义泛滥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尽管在外界眼里仿佛“混乱欧洲里的世外桃源”，但德国的安全形势其实远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让人放心。德国安全部门的统计表明，总计有超过1800名德国人在过去几年中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参与所谓的伊斯兰“圣战”，而从这些冲突地区归来的德国人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安全隐患。再加上本就有土壤的极右势力，德国的情况其实已经非常糟糕：2009年以来，不断有恐怖分子通过网络向德国领导人发出威胁，以达到宣传其理念并制造恐怖氛围的目的。
《外交政策》杂志曾估算，德国境内有至少29个伊斯兰激进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共有约36000名之多，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武装集团雇佣战士组成的所谓“德国塔利班”。为与这种逐渐增长的种族主义倾向斗争，德国情报组织煞费苦心，他们甚至曾经开通涵盖了德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热线电话以求让极端分子脱离其所属的组织，但这一切都收效甚微。
与其他领导人相比，默克尔对恐怖主义、战争等暴力问题的态度最为客观。在利比亚冲突中，德国一反常态地采取了与盟友相悖的克制态度，并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恐怖威胁时迟迟拒绝增加安全费用的开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还彻底反思了恐怖主义的根源，并率先意识到不只伊斯兰极端分子、西方对恐怖主义的泛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除去宗教冲突，经济水平、教育状况、收入差距和国际沟通都在恐怖主义泛滥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现实的威胁要求德国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维护社会的稳定。其实，自国家诞生以来，从未有人真正质疑过情报工作在涉及国家安全时的重要性和合理性。但是自“9·11”事件以来，很多国家的监控行为都产生了质的变化，监控的范围和程度都大大增加了。现在，韩国政府每年都会提出多达3700万次请求以查阅本国公民的通信数据；印度曾考虑推出一种可监测到国内民众通讯的中央系统；肯尼亚立法允许政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终身监控；当然还有“棱镜门”，这让大家意识到全球最强大的监听力量早就把触角伸向了国界之外。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个人空间的入侵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信息安全学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这种监控行为的变化是由于现代安全威胁更多来自团体和个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这导致了监控对象从政府向公众的转变。同时，由于大家共享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很多无关国家安全的信息就成了政府收集情报时不可避免的“衍生品”。
但正是这个副产品，让现代国家在维护稳定与安全时面临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挑战。
政治伦理的争议
【在这个时代，把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和新闻自由看作失此得彼的零和博弈显然不够恰当】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许多德国人都对难以捉摸的庞大的安全部门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因为这些部门总会让他们想到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掌握着数百万公民详细档案的东德秘密警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不光彩的历史——例如德国的情报机构在1961年突然发现其反间谍负责人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一个特工，后来这个情报机构又被曝光正在非法调查国内的很多新闻记者；巴格达的两名德国间谍还非常热衷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将情报透露给美国人；而美国的情报机构当时已经开始监听这些德国情报人员的顶头上司和整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当然，最著名的还是1962年的《明镜》周刊事件，该事件直接导致了当时联邦德国国防部长的下台。
从那时开始，联邦德国政府彻底放弃了魏玛时代就存在的打压机器，并确立了悉心捍卫新闻自由的政治和社会传统，这也加强了民众对强力管控的反感和抵制态度。因此，尽管在外人看来，德国情报机构早就开始并一直在进行很多有益的工作，但在国内，这个部门仍未得到足够的认可，激进技术派似乎有足够理由质疑这个庞大神秘的部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就如越战时期的反战人士呼吁的，和平而非战争才是人的自然状态，激进的技术爱好者相信透明与个人隐私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保密与监督则是暴政的大门。在面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律时，任何反抗都可以被视为是高贵的。这和曼宁（Bradly Manney）以及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主张完全一致。2010年，曼宁在向维基解密提供了大量美军情报后，曾写信向一位黑客朋友说到自己的初衷：“我希望人们看到真相，因为没有信息，公众就不能做出精明的决策。”
其实，整个德国社会都在思考网络和网络带来的改变。现在，一些德国人视网络为恐怖主义的避难所，因此不断呼吁对其加强监管；另一些人则认为网络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它只是另一个用来组织生活、工作、交友、恋爱和抗议的地方，而这样的地方不应被侵犯。
在很多人看来，网民们有些越界了。几年前，年轻的不莱梅绿党主席古德纳（Matthias Güldner）就在《世界在线》撰文批评网络社会的兴起对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他在文章中公开向自己那总嫌自由不够的政党叫板，揶揄其为“网络不能承受之轻”，他也反对“网络赞歌”并声称很多党员已被“推特式洗脑”了，他们根本不想分清楚正确和异议的界限。
但默克尔和基民盟并不这么极端，因为她和这个政党——当然也包括很多其他大型政党都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重新让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的历史被视为这个国家的第二次机会，默克尔完美契合了这次机会。德国原本崇尚雄辩，默克尔严谨的态度以及对自我的淡化成为了其政治优势。欧洲许多国家对德国的恐惧还没有散去，新一代德国人对曾经德国的恐惧也还没有散去，默克尔平凡从容的气质刚好化解了这些政治搏杀中的戾气。
因此，在这个时代，把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和新闻自由看作失此得彼的零和博弈显然不够恰当，但对于健康的关系怎样定义又如何培养，其实全球各国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各国政府惟一达成的共识只是，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旧有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必须做出调整。因为所有政府都意识到，取信于民和保证社会稳定不应该是平行空间里的两件事情，将公众蒙在鼓里迟早都会引发更大的治理危机，获得民众支持才是长治久安的保障。
英国和美国都在重新审视监控行为。美国国家安全局不再直接拦截并存储美国公民间的电子通信，现在他们必须持有搜查证才可以从网络运营商那里得到相应的信息。英国也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法规制度规范网络监控行为，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决策行事。
这进一步引申出一个新的问题：在新的环境下，政府应该怎样面对网络带来的治理压力？
网络治理才是挑战
【面对网络和正在迅速成熟的数字一代，成熟的德国管理者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和完全不同的体验】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清晰看到了网络的巨大力量，因为网络加大了现代社会的治理成本并对管理者的治理技巧和治理艺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管理者只需要面对分散的小规模群众；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管理者会发现其需要进行解释的对象越来越多，网络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任何管理过程中的瑕疵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直至演变成一次公共事件。
在面对这样一个交织着舆论的管控、机密的保护与人权的辩论等种种因素的事件中，人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到各方不同但都合理的诉求怎样变得不可调和。Netzpolitik两位记者坚持自己的报道没有泄露国家机密，主编贝克达尔认为，当涉及国内情报机构预算以及网络监测时，民众享有对政府行为的知情权，而一个公开的讨论有助于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被劝退的总检察长朗格虽认同新闻自由的可贵，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自由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并始终坚持调查的合理性；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马森并不在意两名记者的报道，但他必须找到自己掌管的这个庞大体系的泄露点。不久前，他还公开感叹保持内部情报的机密性正变得越来越难，他的员工辛勤工作数日收集的有关极端分子的材料往往很快就被会网络披露。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方面的诉求都非常正确。因此，默克尔要面对的绝不仅是个技术挑战。过去，网络政治在德国只能算个无关痛痒的、脆弱的技术问题，政客们不会籍此成就仕途或给选民以深刻印象。但现在，所有的政治家们都必须在很多网络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立场：什么在虚拟世界被允许？自由需要那些限制？原有的法律体系和道德标准是否应做出调整？
此前被认为不问政治的新一代正努力提高自身的话语权，他们不再是乌托邦主义者，而是更清醒的务实者，网民运动并非一时兴起。贝克达尔也这么认为，所以他将网络政治这个博客建设成为了新兴市民运动的核心机构，并凭借其专业性成为了德国被链接最多的博客。
如果进行归类，贝克达尔显然属于帮助数字社会的人们寻找自我的那类人，他向人们讲述他们感兴趣的事，阐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必须为此做些什么。与以往的键盘侠不同，他们有更深层次的追求，而不仅仅在网络上诽谤那些无名政客是“把网络打印出来看的人”。
“若不亲身参与，就听任其改变。”贝克达尔曾这样阐述自己的主张：“我们的政客和政党们需要加强网络竞争力，这样的内阁才更有竞争力。”事实上，克林顿早在十几年以前就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执政后期整个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奥巴马也是个完完全全的网虫，德国的高层政客们因此也需要迎头赶上，这将是这个稳健的社会遇到的最大挑战。
但在德国，政治家们追逐潮流的脚步远没有那么勤奋和灵活。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个国家的大型政党和网民间的联系似乎断裂了，2006年甫一成立就大获成功的海盗党将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凯泽斯劳腾大学数字媒体教授斯宾克（Hendrik Speck）就认为海盗党的崛起在意料之内：“知识社会的核心问题亟待重新审视。现在，解决问题的是那些只会把电子邮件打出来的线下政客，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人却缺乏自己的游说团体。”
斯宾克认为，网络已经变成年轻人最重要的生存空间，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线完成的，但政治家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代沟”。而现在，德国的网民数超过了四千万，这意味着，大党们将可能因为自己的不慎失去整整一代年轻人？对网络持尖锐态度的绿党就是这样，这个党派的领袖们似乎已经全然忘记，正是凭借反核能和环保主义主张，绿党才从差不多40年前开始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
绿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就更是如此。社会民主党曾经强烈支持网络屏蔽，这直接导致该党党员大量流失，甚至连几年前才成立的网络顾问团也脱离了该党，“社民党不受数字一代的欢迎，这是彻头彻尾的公关失误”；联邦党的高官们也因为支持网络屏蔽立法而受到了网民的嘲讽，很多人都将他们的肖像做成充满讽刺意味的图标放到了互联网上；甚至一向自诩为最自由党派的自民党也让人失望，因为他们曾在执政期间通过了1998年的“大监听”措施。
因此，面对网络和正在迅速成熟的数字一代，成熟的德国管理者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和完全不同的体验。他们需要了解这个虚拟世界的运行规则，进而建立新的治理理念并开发出新的治理方法。对于一向从容的默克尔和她的追随者而言，这显然不会是一段轻松从容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