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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人大常委会为了响应该县与阿里巴巴达成“农村淘宝”电商协议，要求职工每人网购至少1000元金额物品的消息在网络盛传。网上曝光的通知原文中清楚地写着这样的字样：“××集团首日业绩目标1万单……每人消费暂定1000元”，文末是“扶风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公章。
可以想象，新闻一出，扶风县官方即招来一片差评。即便扶风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随后回应称，通知只是倡议，未做强制要求，县人大29名工作人员大多网购消费一百多元而已，但这并未阻止得了汹汹舆情，以及批评者对这种行为的定性。
“如果这不叫强制的话，只能用另一个词来形容："被自愿"，《南京日报》28日的评论如此定性：“这种乱摊派，其实质是公权侵害私权，行政压制法治。也许，当地发文的初衷是出于高度重视，希望项目尽快推广开来。但这种粗暴做法显然违背了事物发展规律，无异于拔苗助长。”
《北京青年报》同日的评论更直接点出了官方发文促网购的初衷— 政绩，“地方政府(包括人大)或隐或显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它的态度和行为。”
“其实也不难理解，即使阿里巴巴的资本故事与地方政府全无关系，但只要"千县万村"计划哪怕部分实现，村民们就可能借助电子商务的平台，得到买卖流通的全新渠道，农村经济就可能得到促进和发展。而哪怕这一计划并没有真正铺开，但只要几个试点成功、报纸电视上宣传得力，地方政府的政绩榜上，依然可以增添最前卫的一笔。”
其实，为政绩强制淘宝购物的新闻，这不是第一起。
今年七月，河南汝州就曾出现过“多所学校强制教师淘宝购物”一事，随后汝州市对媒体回应称，是两所学校工作人员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向教师们发放了“强制性通知”。不知道是政策本身就有暗示，还是下面的执行者跑偏了，只知道当时即有评论讽刺道：显然有人“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给自己的政绩增添亮色。”
再往远了说点，持同样逻辑的事情，不只是强制网购；持同样逻辑而被舆论批评的地方，不只是陕西扶风、河南汝州。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强制工作人员捐款、集资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有像长沙天心区和福建闽侯县这样强制体制内工作人员劝说亲属拆迁的事情出现。试图以大政府的强势来达成市场经济的目标，试图以行政权力最大化的手段来促成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已经成为了一种缘木求鱼的吊诡景象。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行政传统也罢，权力不断自我伸张的惯性也罢，无论怎么解释上述事情，它们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之后仍能以新闻面貌出现，都是一个让人乐观不起来的信号。此类信号不断在重申，在一些地方，公权力仍然在被随便甚至廉价地滥用，既无外部边界，也无内部制衡，甚至被滥用而不自知，被滥用而自以为正确，被滥用而自认为在惠民、利民、向着繁荣市场迈进。
无怪地方政府与批评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视差：前者的着眼点是农村淘宝“是县上的大事”，必须要支持配合；后者的责问却是，负责行使本级范围内的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的县级人大强制网购是否合适？前者的行事逻辑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动员，后者却以现代行政伦理为依据，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最忌讳行政权力在微观层面介入市场运作。当前者在拼命解释不是强制、花钱也不多的时候，后者则更看重此事的典型性与象征性。
看来，要促进中国农村进入电子商务化时代，与三农事务相关的官员们，要先让自己的脑袋和观念进入电子时代。要知有为，更要知无为，恪守行政伦理、尊重市场规律，才是最大的推动和扶助。
什么才是合适的“有为”？至少不是自己去帮着“走量”，营造“农村淘宝”的假象。前述《南京日报》评论认为，应先从基础建设开始，完善网络、物流等硬件和服务。同时深入乡村布点宣讲，帮助农民熟悉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当农民网购能像城里人一样想买就买、快递直接到村(镇)而不用左等右等、想开店有政策支持老师指导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爱上网购，爱上电商，又何须强制呢？”《长沙晚报》同日的评论则认为，当地政府应该顺其自然，尊重法治原则，顺应市场经济规律，让权力的归权力，市场的归市场。地方要扶持“农村淘宝”，“完全可以在帮助企业加强宣传、健全快递网络建设以及加强质量监管和消费维权等环节做文章。”
一片批评声中，扶风县“农村淘宝”启动当天的成效也被展示出来。据扶风县政府自己公开的信息显示，“农村淘宝”启动的9月23日，前往35个村级服务点参与网络代购的群众达5000多人，购买单量3440笔，成交额达到306万元。常识推测，这个数字并不会仅仅来自各机关单位的“倡议”，更大的可能，是来自“互联网+”的动员能力，来自市场的朴素力量。不知这能否给予扶风以及和扶风一样正在进行现代市场启蒙的地方一点启示—
做分内事，对市场怀有信任和信心。
刘 白
漫画/王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