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朱君玉
近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宪法实施的第8次特赦，其他7次分别发生在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事实上，今年已有包括美国、俄罗斯、韩国、叙利亚、朝鲜、埃及、缅甸、越南、印尼等国家宣布了“特赦令”。鉴于这种“仁慈权力”的巨大威力，全球特赦地图上的各种案例，难免伴随争议和讨论，或弹冠相庆，或鼎力支持，也有满腹疑惑，甚至激烈反对……说起来，国际上的特赦有时是场感召雨，有时却是一记温柔刀，略不留神还会有反噬呢！
美国
奥巴马被封“吝啬总统”
美国现行特赦制度，同美国整个国家机制的设置相同，采取二元性体制。总统行使联邦政府特赦权，州长、或州特别委员会、或州长和州特别委员会拥有州特赦权，具体内容包括特赦、减刑、免除罚金等。此外，美国司法部于1963年成立了赦免事务办公室，负责向总统提出的赦免申请进行调查和审查，并向总统提交报告。
尽管特赦在美国法律生活当中拥有“仁慈权力”的美称，但是权力拥有者使用这项权力时却是慎之又慎，尤其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来看，从2009年至今，奥巴马两届总统任上共收到赦免申请2035例，批准64例，比值为3.1%；收到减刑申请17348例，批准89例，比值0.5%。于是，每到感恩节奥巴马赦免火鸡的时候，美国媒体就会跳出来，毫不客气地批评奥巴马是“前所未有的吝啬总统”。《大西洋(600558,股吧)月刊》甚至打趣道，“一只火鸡都能拥有第二次机会，难道某某就不能拥有吗？”
美国司法部赦免事务办公室对奥巴马在“总统特赦”方面的表现也颇有微词，为此常常向白宫进言。2014年，司法部颁布了一项“申请减刑”的宽范围标准，允许非暴力犯罪者通过“快速通道”申请减刑，并优先考虑刑期10年以上、在监狱中表现良好的犯人。在这次改变当中，司法部替换掉了特赦检察官罗纳德·罗杰斯。后者曾在2012年因为犯人克拉伦斯·亚伦的减刑申请一事，掀起满城风雨，自己也弄得灰头土脸。
1993年， 24岁的亚伦被牵扯进一桩毒品交易案，虽然他既不是买家卖家也不是供货者，却仍然被法庭判处三重无期徒刑。尽管不少民间自由组织一直在为亚伦喊冤，但是，无论是2008的小布什，还是2012年的奥巴马，都拒绝了他的减刑申请。正是在2012年，美国著名的非盈利新闻调查机构ProPublica联合《华盛顿邮报》发表深度调查报道，发现特赦检察官罗杰斯在向白宫提交案件材料时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引起轩然大波。总统特赦当中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亚伦是黑人）、特赦操作过程重重猫腻等问题，一一浮出水面。在各方舆论压力下，白宫开始重新审视亚伦一案，并于2013年12月实现总统特赦减刑。亚伦本人于 2014年4月重获自由。
事实上，亚伦代表着美国现代法律史上一类典型罪犯——1980年代、1990年代入狱，并且因小罪获大刑。当时，美国正在实行“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法律制裁十分严苛，甚至被如今的法律界冠以“残忍、不合理”的评价。面对民众呼声如此之高的赦免申请，奥巴马尚且金口难开。再看看福特总统赦免“水门”尼克松、卡特总统入驻白宫第一周赦免越战期间躲避兵役的人、里根总统赦免水门事件幕后线人“深喉”费尔特等大动作，奥巴马更显谨慎。不过，这些大动作、大风险使用“总统特赦”权力的总统前辈，面临的争议也大得多，甚至有些被称为“不可宽恕的"总统的宽恕"”。
奥巴马任上，除了亚伦这一群体争议颇多之外，国家泄密者如切尔西·曼宁、爱德华·斯诺登也是个尴尬难题。曼宁因为泄露75万页机密文件给维基解密，被判处刑期35年；斯诺登则因为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绝密级电子监听项目，至今避难俄罗斯。这两位泄密者，让不少目光聚焦“总统特赦”救命符，然而白宫却不予正面回应。遥想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政府告密者是健康民主的一部分，我们应当保护他们免于报复”的豪气宣言，《密尔瓦基哨兵日报》唏嘘不已，“难道现在的奥巴马会抛弃自己在2008年的勇气宣言么？”
不过，考虑到特赦与政治的血肉相连关系，也怪不得总统这么谨慎，同样拥有“特赦权”的州长还得加倍小心呢！稍有不慎，不仅个人声誉会遭受质疑，政治仕途也会岌岌可危。1988年总统大选当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马塞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被共和党抓住的把柄之一，就是他任上“监狱犯人出狱休假计划”捅出的娄子。因为该计划，杀人犯威利·霍顿逃跑并犯下更多罪行。风水轮流转，20年后，政敌们举起同一根大棒砸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赫卡比。他在州长任上赦免了强奸犯韦恩·杜蒙德，而杜蒙德在离开监狱后再次强奸并谋杀了一名女性。
英国
议员追问“历史谜题”答案
在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赦免一般由内政部长或者苏格兰国务部长提议，经过英王亲自签署批准生效，并且必须盖上不列颠王国的印章。因此，这种赦免一般被称为“君主赦免权”（The Royal Prerogative of Mercy），或者“皇家赦免”。
一般来说，赦免已故罪犯的情况并不常见。然而，英国王室在2013年12月选择直面历史，赦免了已逝著名数学家、“现代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二战时，图灵帮助破译纳粹Enigma密码，加速了战争的结束。然而，1952年，他因承认与一名男性发生性关系被判处“严重猥亵罪”，不得不接受化学“阉割”。英国《镜报》在报道这一特赦消息时，在标题中将“同性恋罪”中的“罪”字打上了双引号，尖锐指出“当时英国的反同性恋法案是过时的法律”。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图灵被赦免以后，图灵的家人发出了一份名为“Pardon49k”的请愿书，请求将“特赦”范围扩展到所有1967年以前因为反同性恋法案获罪的犯人。《卫报》也刊登这封信件，点名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号召“年青一代领导人”支持这项活动，包括《模仿游戏》的导演莫腾·泰杜姆和该片主要演员等50万人，都参与网络签名表示支持。尽管此事闹得纷纷扬扬，却如石沉大海后续无声。
一个历史谜题易解，一堆历史谜题难猜。英国政府面临的更为棘手的事情，是英国和北爱尔兰相爱相杀多年、谜点重重的特赦事件。1998年，英国首相和北爱尔兰总理达成了一项旨在结束30年流血冲突的历史性协议《北爱和平协议》（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之后，政府一直否认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的北爱尔兰共和军“在逃人士”会免于指控，而海德公园爆炸案的主要嫌疑犯唐尼却逍遥走出法庭；另一方面，解密资料显示，政府确实有用“特赦”当政治资本的嫌疑，为了获得和平，英国王室极有可能在处理“恐怖主义分子”时使用了皇家赦免权。
2014年，英国政府承认，为了获得信息回报，曾秘密赦免过部分北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为此，政客们开始开启连环追问模式，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2014年，工党国会议员凯特·霍伊甚至在英国BBC第4频道中尖锐指出，“其中部分恐怖分子特赦令发生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作为回应，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维利尔兹公布了1979-2002年之间有关“皇家特赦”的数据。数据（其中1987-1997年数据遗失）显示——365人得到过皇家赦免，包括驾驶违规、攻击他人、偷窃等案件，“大部分与恐怖主义无关”。然而，霍伊遗失数据一事表示“震惊”，“这十年的数据非常重要，公众需要知道被赦免的是哪些人，以及他们被赦免的理由”。
2015年5月，北爱尔兰政府再次公布最新数据，表示2000-2002年期间共有16名共和党人接受过皇家特赦，其中包括新芬党（主张脱离英国，建立一个全爱尔兰共和国）前政治家格林·凯利。凯利因为参与1973年英国中央刑事法庭爆炸案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1980年代获得皇家赦免，并在2015年3月获得自由。对此，北爱民主统一党副领导人奈杰尔·多兹开始追问首相卡梅隆，要求将这份名单上的所有人公之于众，“通过被赦免的名单人员，知晓政府到底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些邪恶事件”。卡梅隆则绕圈子回应说，"为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局面，过去的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
韩国
民意要把“赦免权”关进制度笼子
相较于英美等国在特赦上的谨慎，韩国特赦则呈现出“次数多、人数多”的特点。几乎每逢朝鲜半岛光复周年纪念日、韩国建国纪念日、庆祝总统就任、佛诞日等节日，总统都会毫不吝啬使用赦免权。仅前任总统李明博，就在5年任期内颁布7次特赦令，赦免了22684人。这背后，自然有《赦免法》强大的法律保障。依据这部1948年颁发的法律，普通赦免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总统根据法律可以对特定人实行赦免，不受国会影响。
一般来说，民众对于一般赦免还算是欢欣鼓舞。但是，赦免人群当中，总有一些“除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外的少数政经界人士”非常惹眼，尤其他们头上还顶着“总统亲戚和亲信”的帽子，或者摆明是赤裸裸的政治砝码。李明博在任期间，就多次因此遭受质疑。就拿2009年12月来说，李明博呼吁加强法治，严格审查那些牵涉进腐败案件的商业领袖。然而，就在12月，他赦免了韩国最有名的商人、犯有逃税和背信罪的三星前董事长李健熙（Lee Kun-hee）。据韩国法务部长披露，这一特赦旨在让李健熙重返国际奥委会职位，提高韩国申办2018年冬季奥运会的机率。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直言，韩国总统的做法和说法“似乎背道而驰”。虽然总统坚持认为自己是依法行事，韩国经济改革社（Solidarity for Economic Reform）社长Kim Sang-jo却说，“这会让外国人对韩国法治产生错误的印象”。更有甚者，有人担忧这是违背法治之举，总统有滥用赦免权的倾向。
这一指责，在2013年1月李明博即将卸任总统之时，终成排山倒海之势。回想200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任期最后一天狂签140份特赦令样，其中包括被通缉10余年的巨富逃犯马克·里奇（Marc Rich），史称“特赦门”。说起来，总统任期结束前紧锣密鼓颁布特赦令，在美国历史上非同寻常，在韩国却属惯例。然而，即便李明博是按照惯例寻常行事，也难以预料这一次的特赦会成为韩国历史上的“特赦门”。原因很简单，特赦名单大有猫腻。其中，“开国功勋团”成员赫然在列，包括李的“政治导师”、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前委员长崔时仲（Choi Si- joong），多年以来忠实的支持者和好朋友千信一（Chun Shin-il），前国会发言人朴熺太（Park Hee-tae）等。
此举引发了来自各方的强烈谴责。候任总统朴槿惠谴责李明博“特赦等同于滥用总统权力”；广大民众也很不高兴，批评总统把特赦变成了“有钱有权者的游戏”；就连《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也站出来说，“对于一个曾宣称要领导一届"道德完美"的政府的总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局。”对此，李明博颇感委屈，坚称“此次总统特赦合法透明”，“本届政府对于政界人士的赦免人数低于历任政府”。其中最大的证明，大概就在于他“父亲一般的哥哥”李相得（Lee Myung-bak）。李相得于2012年因涉嫌受贿被捕，李明博为此还在电视上向全国民众鞠躬道歉。而在他最后一份特赦名单上，并没有李相得的名字。当时李相得仍在坚持上诉，而韩国法律规定，特赦只适用于已结案件。因此舆论认为，李明博“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正是这一纸离任特赦令，彻底撕开了“总统赦免权”的宁静外衣。紧接着，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决定推动修订《赦免法》，限制总统赦免权。部分议员提议，“限制对贪污腐败等罪行进行特别赦免”。这恰巧是朴槿惠反对李明博最后一次总统特赦令的最大理由。无论是民情民意，还是朝野政党，都显示出要把“总统特赦”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强烈愿望。因此，不排除将来特赦制度通过国会立法实现修订的可能。
纵观现任总统朴槿惠，对特赦权力慎之又慎，三年总统任职期间仅有两次特赦，且都极力避免给民众留下“滥用总统赦免权”印象。2014年春节期间赦免6000余名“生计型”罪犯，2015年8月15日光复节赦免的6527人依然以“生计型”罪犯为主，且都把腐败、政界人士、公务员、暴力等案件排除在外。看来，是决心要去除总统赦免权“法外开恩”的阴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