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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李含
伴随着各行各业“互联网+”行动的不断推进，新形势下的商业秩序应当以何为基础、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继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整整一周后，7月11日，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新秩序——暨中国电子商务立法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
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政、产、学、研代表，就“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新秩序达成了“上海共识”，为新商业环境下政策、法律的不断创新指明了方向。
信息利用规则突破传统物权认识
此次各方代表就“互联网+”时代商业新秩序所达成的共识总共有十条，其中的第一条，便是提出“信息利用规则是‘互联网+’时代商业秩序的基础”。
当前，商业交易和商业组织运行不断网络化，信息不仅成为商业的工具、市场的要素，而且成为交易的对象；数据资源正在向数据资产转换。
华东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所所长高富平教授表示，数字资源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运营管理的核心，谁掌握数据谁就能够掌控市场，谁就能够管理市场，“所以如何对待数字资源成为了我们互联网商业时代基本的秩序”。
在“上海共识”中，与会专家指出，平衡和维护信息原权利人、信息再加工人、信息控制人的利益，构筑以信息使用权为核心的信息利用秩序，将成为信息社会特有的制度命题。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赵雷认为，这种以信息使用权为核心的信息利用秩序，摆脱了物权法研究在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对物权的认识水平，对于传统物权理论的向前发展，在学理上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新路径。
商务部条法司副处长马宇(博客,微博)驰对此表示，将信息利用和数据资源提到了“互联网+”时代商业秩序最重要的位置，这种思路同样是我国电子商务法制定过程当中的主线，也是电子商务法区别于其他传统法律最重要的不同点。
“在‘互联网+’战略的开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源于我们对于数据的利用和占有，在不同主体之间出现了鸿沟或者不平等所造成的。”马宇驰说，“新时代的信息利用规则应当更具公平性和普惠性，来帮助协调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得‘互联网+’和大数据真正造福所有群体。”
维护国家安全是商业新秩序底线
在以信息利用规则为基础、来构建“互联网+”时代商业新秩序的前提下，如何安全地利用信息，也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7月1日，国家安全法正式通过。国家安全法的出台，让我国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建设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上有了法律依据，也为“互联网+”环境下商业新秩序的制定明确了应当遵守的底线。
而7月6日网络安全法公开征求意见，也让人们看到了我国对于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视以及未来规制方向。
“国家安全法对于网络安全有着明确的规定。我们既需要互联网的正能量，繁荣、创新和发展商业，也需要扼制和消除其消极因素，维护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高富平说，“这是一条红线，任何个人和企业都不得违反。”
但高富平也强调，国家对互联网安全的治理，都应建立在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而不应该束缚商业自由和商业创新，“自由与规则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应当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各方开展各种形式的创新。”
监管部门要做到“三互”
互联互通是互联网的技术特质，互联网在经济或商业中的应用意味着“产业融合”和“市场自由”。
在这样一个融合与自由成为主题的环境下，市场准入和监管机制也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才能契合新形势下商业新秩序构建的需要。
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处长杨左涛指出，“互联网+”使商业环境重构、产业融合和再造，而未来的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也需要政府强化对市场数据和信息的掌握以及分析，需要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管理、互通合作，“现在政府部门之间如果再把控着自己那点数据，当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搞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互通，是肯定不行的。”
杨左涛建议，政府部门之间要做到“三互”：信息的互换、监管的互认、执管的互助。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学院博士后肖平辉对此也谈到，建立适应“互联网+”商业特征的监管体制，需要“管放结合”：“针对风险产品，如食品、药品等，在市场准入和监管上要加强；而对于一般产品，则可以适当放开监管，让市场的手来自由调节。”
上海理工大学电子商务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坚争教授表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有的传统市场演变成两个市场——实体市场和虚拟市场；虚拟市场的出现，要求立法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现有的问题，树立新的思想和思维的出发点。
“‘互联网+’让产业更加融合，也会让政府先前设定的准入门槛变得毫无用处，互联网金融与互联网叫车服务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找到‘互联网+’时代产业和市场竞争的新秩序，这将成为互联网+这个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高富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