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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笔记·
3D打印
加速成长期到来
金蓓蕾
正如计算机和互联网改变了世界一样，问世30年后，曾长期被质疑的3D打印正在加速颠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早在1986年第一台3D印刷机就已经开发成功，只不过在这之后的近30年时间里，3D打印一直太过高端和小众，直到近些年随着技术升级以及成本的大幅降低，3D打印开始有了走向大众消费群体的机会。3D打印技术最突出的优点是无需机械加工或模具就能直接从计算机图形数据中生成任何形状的物体，从而极大地缩短产品的研制周期，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3D打印被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因为它以人的思维为发展的动力，也第一次实现了科学、技术与人的结合。畅销书《3D打印：从想象到现实》作者胡迪·利普森与梅尔芭·库曼表示，过去几次改变世界的新科技出现时，一开始都是遭到一窝蜂追捧，直到大家发现困难重重、需要突破的地方仍然很多时，就会突然冷静，甚至冷漠下来，最后到了技术发展成熟阶段，才广为世人接受。3D打印也正在经历这样的标准过程。
3D打印已经成为了如今最热门的科技名词，微软推出的3D打印文件格式3MF也已经成为了行业标准。过去十年里，涉及到3D打印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幅已超过8倍，而专利授权数量也大幅上升。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3D打印已经实现了从概念到实践的跨越。美国一名枪械师利用塑料材质的3D打印机制造出一支AR-15突击步枪，这支“打印步枪”原材仅需30美元，可以速射出200发子弹；墨西哥科研团队尝试利用3D打印制造人工血管；美国科学家已经成功打印出耳朵、肾脏、血管、皮肤、骨头等器官；日本游戏厂商任天堂已经开始通过3D打印技术来制造wii游戏机；美国迪斯尼公司也已经考虑用3D打印方式制造部分玩具；意大利设计师通过耗材是沙子的3D打印制造出了一个立体建筑，并宣称未来可能不需要工人和脚手架就可以完成建筑。据估计，目前已有超过20000件3D打印的零部件在波音公司的飞机上使用。
终端功能部件的3D打印生产已经是发展最迅速的制造领域之一。2014年，普华永道的一项调查显示，11%的生产企业已经转而量产3D打印的部件或产品。原型（24.5%）、产品开发（16.1%）和创新（11.1%）是企业寻求3D打印的三个最常见的原因。西门子预测，在未来五年3D打印价格将便宜一半，并且速度提升4倍。Gartner预测，3D打印市场将在全球范围内从2015年的16亿美元增长到在2018年的134亿美元，达到103.1%的复合年增长率。据沃勒斯2014年的报告，全球3D打印行业目前预计将从2013年的30亿美元收入增长到2018年的128亿美元，并在2020年超过210亿美元。
许多人相信，3D打印将带来真正的制造业革命。上一轮的工业革命中，制造业主要通过批量化的流水线制造和集约生产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效益，3D打印将使得制造业产业组织形态和供应链模式重新构建，让制造商与消费者合为一体，由此带来制造业的颠覆式重构，带来无穷的创新空间。受市场需求推动、政策利好及技术创新支持多重推动，3D打印行业将加速进入成长期。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互联网预言家”凯文·凯利表示，要相信未来不可能的趋势。“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以及面向的方向，未来20年将出现最伟大的产品。”
普华永道估计，67%的制造商已经在使用3D打印，其中28.9%的企业正在试验以确定如何将3D打印最优化地集成到生产流程中，24.6%的企业正在使用3D打印做原型。3D打印创业者、CloudDDM联合创始人里克·史密斯认为，3D打印将超越过去300年工业革命给制造业所带来的改变。“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拐点。增长和创新的可能性是无穷的，企业已经开始接纳现今的各种可能性。但目前3D打印之于生产就如同1994年电子邮件之于互联网。后者是新技术带来惊人效用的例子，但也仅仅是全面变革的冰山一角。”
史密斯认为，3D打印生产仍然处于伊始阶段，但这是大势所趋。“在过去十年里，3D打印成为制造商们的试验场，商业应用仅限于原型制造。但现在，工业级3D打印已经达到转折点，即将成为主流，并引发一场经济变革。”正如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战略与未来研究副教授克里斯托弗·巴尼特指出，作为第二次数字革命的重要体现，3D打印机搭建起网络空间与物理世界的桥梁，毫无疑问将在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东方早报(博客,微博)·上海经济评论》驻纽约记者））
·国际经济·
希腊危机
再爆发的冷思考
程实
2015年7月，希腊退欧危机进入审判时刻，欧洲再度拉响危机警报，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大欧洲梦”面临突然破碎的危险。
穿过历史的骨头抚摸当下，冰冷的危机恰恰对应着火热的欲望，失衡的现实恰恰对应着自负的理论，欧债危机的爆发和升级，看上去很突然，感觉上有些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无奈的必然。从经济学诞生那一刻起，其与生俱来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贪婪不可避免地将现实世界导向一池萍碎的夜黄昏。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
但遗憾的是，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
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区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
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升级。
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总之，就像电影《蝙蝠侠》里的一句台词“更强的力量，对应的不是更大的权力，而是更多的义务”，而经济学浪漫和贪婪的魅惑很容易让世人忘记这条明显有失“利益最大化”教条的箴言。而作为人类货币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欧洲统一货币区的财政力量由于失去约束而迷失了方向，希腊的审判实际上给了人们一个反思的机会，政策搭配的目标不是为了放大力量，而是为了约束权力，只有从根本上跳出浪漫和贪婪的内在诱惑，人类才不至于在债务危机的危险之路上愈行愈远。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全局·
出差管理的艺术
杨志勇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出行越来越方便。机票可直接通过互联网订好。个人凭身份证件，可直接办理登机手续。异地订票也很轻松，订票中的异地概念甚至已经消失。只要有适当的支付手段，人在国外，国内机票同样可以轻松搞定。需要行程单报销者，到机场或售票处打印即可。要行程单留念的，同样可以如法炮制。与当下乘坐火车打印了火车票，就不能凭证件直接乘车的种种不便相比，飞机出行可真是方便。
可是，情况在发生变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机构单位要求报销机票附上登机牌。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事情有点匪夷所思。我在北京，去上海出差。上海方面提供机票，但我回北京后，得把登机牌寄回上海。上海的这个机构没有登机牌，机票不能报销。因此，为了让上海方面报账，我又不得不将登机牌快递回上海。上海方面选择快递邮资到付，但是，我仍觉得这太浪费时间和金钱，既不方便，又不经济。在电子发票都已到临的年代，却要为一张本来不是凭据的纸张，耗费成本，有点滑稽。
之所以会有报销机票要有登机牌的规定，无非是曾经有一些人买了机票但不去坐飞机，行程单报账之后，又退了机票款。于是，有关机构提出这种要求。被要求者只是在执行规定。设置登机牌障碍旨在减少套取机票款的行为。
可是，怎么想，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些人犯了错，却在惩罚另一些人。套取机票款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了防止少数人犯错，却让大部分人都要为此付出精心保管和传递登机牌的代价，实在太不经济。异地之间登机牌的寄送，更是如此。
实际上，要发现机票是否已被真正使用，并不困难。简单的联网或航空公司查询，就可以解决某人是否乘机查证问题。而且，这只要一定比例的抽查即可。
在多数情况下，购买机票与出差是关联的。有了出差地住宿发票，且有相应的时间约束，不用其他证明，就可以支持机票已被使用的事实。上海方面给我提供了机票，票款是上海方面支付的，我也去了上海，最后，我也离开了上海。即使是退票，也只会通过上海机票原购买渠道退回，根本不可能存在机票款套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提供证明，实在是多此一举。
这也引发我的思考。出差的种种不便多在公共部门发生。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制度应该怎么设计才好？现实中如何执行才最经济？凡事总有来由。报销需要登机牌是用于应对机票款套取问题，实在过于麻烦，且没有必要。特别是，近来，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购买机票需要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程序较为繁杂，相关信息均已体现，根本没有必要再用登机牌来加以约束。用登机牌来约束，好比一大门本有高级大锁，却要花钱再买一小锁套在上面。徒增成本，又有何用？
啼笑皆非的类似的管制措施还有：一些公共部门机构单位的人员出差报销差旅费时，如无住宿发票，也会有麻烦。有的单位要求会议接待单位开出承担住宿费用的证明或在会议邀请函上注明。这还算容易操作的。有些则毫无办法。出差调研地正好是出差人的老家。回家住宿，谁能开证明？没有公章，家里人签字也不能作数。结果，对于出差人来说，最优的选择就是，开房但不住宿。这种选择虽然“刺激”消费需求，但是无论是对于出差人，还是对于机构单位，难道就不是一种浪费行为？
不合理的做法改变起来有多难呢？不难。记得在过去，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得特别严格的年代，实际支出了，但票据丢了，只要能给出相应的说法，经主管领导签字批准，这都能够报账的。财务制度的严格与实际操作的灵活并不矛盾。关键的是，某些主管领导已经不愿意承担必要的责任，而将该有的担当推卸出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懒政怠政。看似不违规，但实际上让办事人员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对于事业的发展不见得有好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该进行的出差不去了。
出差麻烦事还有不少。某些时候，出差人员对应的舱位机票已售罄。为了赶时间，出差人员最优策略是坐商务舱或头等舱，但是，僵硬的制度和不太灵活的操作，却让这种最优策略无法执行。结果是时间上的浪费和更多的不必要的住宿费用。无论是从时间，还是金钱上来考虑，这都不见得是一种合算的行为。从财务制度优化上看，应该可以给出差者更多更合理的选择机会。只要出差人能说明情况，相关领导就应予以支持。
说时容易做时难。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于国内机构。一些国际组织也有类似问题。
记得十年前，世界银行邀请我在国内某地开会，提供的是经济舱机票。当时正值暑期，某航空公司为教师提供五折的商务舱机票。机票价格比经济舱还要低。但是，经办人员告诉我，不能选择价格更低的商务舱，而只能是经济舱。我不知道世行的财务制度怎么规定，反正，这种体验，让我明白，规范的制度与灵活的操作，并非易事。
出差本已很辛苦，却还要为登机牌而操劳，为不必要的住宿发票而操心，为那些对管理无益的事而投入时间和金钱，这是何苦呢。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些必要的出差也就免了，一些本来可以好好利用互联网的机会就白白丧失了。公共部门的“互联网+”进程也会因此延误。说得再严重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也会随之变慢。一件小事，说明公共部门管理实在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更需要动脑筋的艺术。管理应能做到过程简单却能有效办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