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我们来聊聊淘宝村-科技频道-金鱼财经网

近日，一本名为《中国淘宝村》的新书颇令人瞩目，这本中国工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书，由阿里巴巴研究院的学者调研了数十个在淘宝上年度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的村落，聚焦淘宝电商平台给中国农村传统经济模式带来的变革之后写成。书中记载了，一个个生产并经营不同产品的“皇冠店铺”背后的乡村工商业聚落的现状、电商为乡村以及村民带来的改变，以及与记忆全然不同的乡村面貌。书的前言中，编者振奋地写道：“星星之火，必将燎原。”

6月初，单向街书店的掌门人之一许知远，邀请《中国淘宝村》一书的编者、阿里研究院陈亮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邱泽奇做客“微在talking future”沙龙，聚焦中国淘宝村，共话这个时代乡村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其中既展现了淘宝村惊人的成绩，亦有社会学学者对这一新兴的乡村经济变革弊端的担忧。本期青阅读的焦点，对准的正是这场既令人振奋又存疑的讨论。或许，不论乡村经济的变革、淘宝村的模式和发展甚至是一位当客服的60岁老大爷身上发生的故事，都不是一篇粗浅的报道可以解析透彻的复杂议题。然而，及时地记录时代的变化，哪怕只是在纸面上记下“淘宝村”这个特殊名词，如果能让人瞥见这个时代乡村的一隅，并真切地关心它的变化与发展，这多少是我们报道的意义。

不久之前，在阿里研究院陈亮的陪同下，许知远带着单向街书店的微在团队来到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的湾头村，这里是草柳编家具的盛产地，也是阿里巴巴集团研究院较早确定的14个淘宝村之一。早在两年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邱泽奇教授也到访过这个淘宝村。从2006年触网至今，湾头村草柳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如今1700余户村民开设700多个网店，光天猫店就有5家，百万级卖家超过50家。2013年网上交易额1.17亿元。

关于淘宝村的这场对谈，正是从他们此行拍摄的微纪录片开始的。屏幕上，开着奥迪车的天猫商城店主贾培晓带着摄像师参观这个村庄：扬尘的小路旁，间隔不远处就有几家快递公司，村子的广场上，停着村民买来的两架报废的飞机。广场旁边的宣传墙上，漆着红色的大字：“东奔西跑，不如在家干淘宝。”现场观众会意地笑了。

《中国淘宝村》里，讲述了贾培晓的故事：他在2008年回乡做淘宝，那一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爆发，大批外贸订单被迫选择内销渠道，贾培晓认识的老乡，有的开网店卖湾头村的传统特产草柳编挣了钱，他便回到家乡，开始了自己生意，如今他的淘宝店变成了村子里的第一大店，他的厂里，很多壮年编织工正在工作，据了解，这些编织工有的是离开城市的返乡青年，也有的来自周围的乡镇。

去年，贾培晓花了70万，买下5亩地，准备用部分做仓储，用部分来安置未来的美好生活。在村里，像他一样因电商致富的人不在少数，但他是先富起来的人。坐在成堆的草柳编蒲团前，贾培晓诚恳地说，他们的村子是“三无之村”：“没有孤寡老人，没有留守儿童，没有因为夫妻长时间分居产生的幸福指数不高的情况。”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八个字，非淘宝村莫属

“我们有三个标准定义淘宝村：在农村，在线销售额达到1000万以上，活跃的卖家数量达到100家或者占村民户数10%以上。”本书的编者之一陈亮在银幕前为大家普及这些概念。“截止到2012年，经认定的淘宝村已达212个。”据他估计，今年这一数字将突破1000。“尽管在分布上，淘宝村大多集中在山东、江苏、福建、浙江这些东部沿海地区，但在去年，情况有变：中西部出现了四个淘宝村，实现了零的突破。我觉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八个字，非淘宝村莫属。我们也相信"农村电商"一定是特别火热的词。”他踌躇满志。

随着银幕上画面的翻动，一些淘宝驰名产品，连同其产地，以及背后的老板们，一一亮相：主营竹席的福建龙岩培斜村、生产山核桃的浙江临安白牛村、网上销售藤铁家具的福建安溪灶美村……陈亮讲述自己眼中电商给这些淘宝村带来的改变：以道路和物流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有青年回到乡村创业或者拾起快要失传的手艺……“灶美村生产藤铁家具已经有40年的历史。从2008年开始，一批年轻人开始做淘宝，他们把之前一些做外贸的大户全移到网上。”

当然，最实在的，还是村民真的富了起来。“现在灶美村大概有1000多个网店，其中最大一家企业，属于一个90后，他们去年的销售额达到了4000万，在县城的边上租了一个4000平方米的厂房。”陈亮讲到他们去灶美村时的情景，这个90后的老板，率领三个兄弟开车迎接他们，“一辆宝马X7后面，跟着两辆X5。这个90后是千万富翁，他有三个小孩。这就是他的生活，确实冲击力很强。”

在致富的路上，还有一些微妙的改变。山东省丁楼村，近年来变成出产儿童演出服的聚落，先富起来的领头羊的示范效应，带动了整个村子以及周边电子商务的发展，青年返乡、留守儿童以及空巢老人的问题得到解决。在“人人有事做，家家有钱赚”的号召下，全村人参加到淘宝的热潮中，已经学会用两只手指打字的六旬老大爷当了客服，在键盘上敲出“亲”。一个正在师范院校攻读研究生的女孩选择辍学回家，“她们家开了一间服装厂，向全村的100多个卖家供货，一年销售（额）过千万。她想了半天，认为自己与其当一个老师不如做一个电商。我认为她的这个选择说不上是错误的。”陈亮说。

一旦阿里这个平台倾覆，淘宝村会怎样？

陈亮结束演讲之后，许知远把话筒交给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邱泽奇教授，请他从学术的角度，讲讲自己的看法。在淘宝，有一个以出产“宜家式”家具闻名的沙集镇。邱泽奇一开口，就讲起自己给沙集镇所在的睢宁县负责人“泼过的冷水”：“我不因为他邀请我到淘宝村，就处处说好话，我想到是一些令我担心的事情。”在他看来，淘宝村给农民带来的发展非常可贵，可在蓬勃发展中暴露的问题也让他担心，譬如产品的同质化：一些淘宝村的模式，让他想起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面对工业化冲击时的溃败。“今天的淘宝村，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卖自然的赠予，比如说南疆的瓜果产品，湖北的绿松石，由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带来的特殊商品；第二种是卖祖先的经验和知识，博兴的草柳编就是一个典型，由祖先的积累所流传下来的特色加工制品；第三类是在卖模仿，比如沙集镇。模仿别人的东西，就是在重走乡村工业化的老路。当年乡镇企业遇到城市大工业时，因无法在市场上立足而溃败，部分淘宝村也可能会一样，一旦把老祖宗的经验卖光了，把特定自然的赠予卖光了，需要比拼智慧和创意的时候，谁来补这些短板呢？”

面对这样的担心，陈亮给出了一颗“定心丸”，“我们观察了沙集镇6年时间，发现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因为同质化竞争而衰落，反而涌现了50家销售额过千万的、拥有自主品牌的卖家。今天沙集的产品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宜家。”陈亮顿了顿说，“沙集镇内的抄袭不是去抄宜家，更多的是卖家之间的抄袭，我觉得这是中国创新的一种新的模式。”

许知远请陈亮谈谈互联网技术对乡村价值重建的影响，陈亮举出村干部告诉阿里研究院的情况：婆媳关系变好了—因为年轻人要办网店，孩子要交给老人带；非农忙时节大家不再打麻将，从白天到深夜都在工作。“沙集镇派出所的数据显示这几年的犯罪率下降了，村里面吊儿郎当的小青年少了，每个人都有事做。”

“互联网让当地居民心态更加开放，这些收益是潜移默化的。”邱泽奇同时指出，互联网环境中不同地区的收益差距不容忽视：“中国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是在加大的：东部开始起步的时候西部还没有睡醒，东部开始卖祖先的赠予时，西部才刚刚醒来。刚刚醒来，不是说新疆与北京有两小时时差，是说西部人口适应市场的素质还需要发展，需要类似于陈亮、许知远这样的人到那里去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正在进入另外一个时代。”

此后的几个讨论回合，几乎都延续了这一模式：许知远发问，陈亮带着激情的回答，邱泽奇肯定中夹杂忧虑的解析。从阿里的角度看来，现有淘宝村创造出的成绩，配合宏观政策的导向，加上阿里巴巴的力量，“农村+淘宝”的模式可以不断在中国扩展，也许可以变成拉动经济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变成一种常态。邱泽奇则担忧：阿里平台形成了一个大树之下的生态，一旦这个平台倾覆，所有人都会受到牵累。因此，更需要冷静地预想一些可能的问题，从理论上审慎地思考，必要的时候应当用制度加以保证，保障发展的公平。“我和许知远两个人站在背后拼命说淘宝村的发展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看上去我们俩像是在扯他的后腿。”邱泽奇看着陈亮，“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要看到，事物总是有多个侧面。”

在已经张开弓的电商之弦上，农村经济转型的箭已经架好，集聚动能。这样的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乡镇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图景，但在倡导的同时，冷静地思量无疑是必要的，即便是在看起来允许试错的互联网领域，只要事关民生，若是稍有偏航，亦是无法估量的后果。这不只是国内互联网资本巨头需要考虑的问题，更是社会不同力量需要共议的话题。

邱泽奇：中国乡村不会完全电商化

青阅读：今天淘宝村的兴起，与以往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相比，有什么特殊性？

邱泽奇：此前的发展，以满足本地市场为主，互联网则带给淘宝村非常大的不同。互联网把市场的范围扩大了，这也是淘宝能带来利润的前提，如果没有更大的市场，就发现不了“比较价值”。

我们举新疆的葡萄为例。在新疆，大家都生产葡萄，生产与产品是同质的，本地的需求有限，市场也就有限。在本地的同质化竞争中，某一个卖家并没有优势。电商模式把一个区域的产品扩展到中国乃至全球市场，这样本地化的竞争自然就被稀释了，一个地区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中被凸显出来了，我家的葡萄和我的邻居家的葡萄的价值，一起被凸显出来了。这就是“比较价值”，由市场的范围和参照系的改变所产生的价值。

青阅读：但互联网这样的连通力量，也是双刃剑。在电商的环境下，淘宝村的比较优势也可能消失。

邱泽奇：对，当更有性价比的产品胜过你的产品时，你也就死定了。比如新疆卖葡萄干的商铺，在中国范围内，比较价值是明显的。但与欧洲、美洲的葡萄比，人家的产品如果性价比更高，新疆葡萄干的比较价值就可能消失。因此，在一个更大的市场，越加需要在产品、服务上附加创新和智慧，唯如此，才可以保持比较价值，让产品的生命延续。单纯靠模仿是不行的，要挖掘农民掌握的沉默的知识，让他们刷新创新能力，真正地创新。

青阅读：淘宝村这种新型的乡村形态是否有合理的生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邱泽奇：今天淘宝村，使我想起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离土不离乡”，这也是早期城镇化的一个理想，是适合于工农相辅的生态模式，不仅内含了农村生产与生活的田园特征，也具有城镇生产与生活的集约性。集约性是城市和乡村发展都要面对的问题。生活在北京这样的超级都市里，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能获得舒适的状态。我认为，应该把淘宝村的问题与城市化的问题联系起来，淘宝和“互联网+”的出现，带动物流网络、交通网络的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很多问题，甚至是换一个思路思考城镇化。既拥有田园的舒适，也拥有集约的资源效率，应该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对淘宝村生活的一种期待。

青阅读：您如何看待淘宝村给农村生活形态带来的改变？

邱泽奇：每个人对更舒适生活的追求，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直接影响着未来村庄形态的存和废，以及村庄形态的改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有人担忧村民对村庄感情的衰减，在淘宝村里，老一辈的人对村庄的确很有感情，可第二代呢，他们或许会离村而去，到镇上、到城市去聚集，不少县城、中心镇房产市场的繁荣正是这个变化的反映。适度规模的城镇，始终是人类生产与生活对资源集约利用的一个有效模式。村庄也只是人类聚集的一个载体而已，“留不留得住乡愁”的问题，仅仅是生于乡村、长于乡村、活于乡村那一代人的问题，随着他们的离去，这个问题也就消逝了。

说到集约型，归根到底是人口与资源在居住格局上的有效配置。对于个人或群体生活而言，舒适与便利的平衡，既能够获得舒适的生活，又让资源能有效利用，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淘宝村的发展，必然伴随乡村城市化的过程，在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居住模式的条件下，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正是创新发展的空间所在。只是，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曾经完全依靠土地而别无长物的农村人口。

青阅读：对于中国乡村来说，淘宝村是否有普遍价值？是否应该大规模推广？如果继续下去，中国是否会变成全民皆商的淘宝国？

邱泽奇：淘宝村有不同的模式，每个村庄的禀赋也不相同，很难说具有一般性。对卖家来说，只有拥有自然赠予、祖先赠予和真正创新的地方，才有可能生长出淘宝村，因此，中国乡村不会完全电商化。中国，在生产与消费的意义上，也不会变成淘宝国。

青阅读：您在活动中谈到，如果有一天淘宝倾覆，这些构建起来的生态都会倒塌。就你的分析，这会发生吗？

邱泽奇：我想，大家都会意识到，马云不是救世主，当然，我更相信马云没有把自己当做救世主，可能恰恰相反，是淘宝店主在支撑着阿里这棵大树。

大家都明白，资本在任何时候都是逐利的。举个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企业家来中国投资建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大家心里也清楚，我们从其中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以来料加工企业为例，有的收益只有3%左右，大头都跟随着资本，被企业家拿走了。

过去，资本看好的是土地、原材料这样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数据化的社会，数据就是资源。过去，资本在垄断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之后，就有能力定价；在“互联网＋”时代，第一代淘宝店主的确相对富裕，可是，由收入带来的满足感到底能持续多久，则不好预测。如果与数据资源产生的价值比较，店主们在淘宝上开店买卖获得的仅仅是蝇头小利，却没有从数据的生产与贡献中获得任何收益，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了。因此，从数据资源产生的收益的分配模式，将是影响淘宝生态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云与哪怕是卖针线的小淘宝店主的利益，已经被绑在了数据资源这一架战车上，无论因为什么，平台倒了，数据没有了，大家的收益就都没了。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在淘宝过去的成长与发展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基于共赢理念的经验，政府也在摸索针对新业态、新生态的管理机制，构建公平、有效、透明的分利制度，甚至让平台从完全逐利的起点，向公共设施的方向发展，也是可以期待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