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受访人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田杰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
专家解读篇本报记者
张倪
从4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敦促“提网速、降网费”，到此后工信部会议对加快4G建设、大幅提升网速等工作部署的多次表态，再到5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实施宽带免费提速，使城市平均宽带接入速率提升40%以上”等五项举措，官方一系列动作让广大民众看到了“提速降费”的希望。
针对李克强总理连续三次督促“提速降费”，5月15日，三大运营商公布了具体“降费提速”方案。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新政对于我国推进“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积极影响。而对于从根本上解决降费难的问题，专家建议，应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以打破行业垄断现象；另一方面，适当给予基础设施建设以补贴。
“降费难”原因何在？
据Akamai公司最新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的平均网速为3.4Mbps，环比下降9.1%，同比增加2.1%，位列全球第82位。
为何我们提倡呼吁了这么多年，而我国宽带提升速度与资费降低速度，仍然距离百姓的心理预期与需求有着较大的差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导致我国当前资费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市场供给的不足，4G投资尚未见效益，成本降低和充分竞争还有进一步推动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田杰棠表示，导致我国当前资费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可回避的体制问题。
2013年，国务院出台《“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诚然，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落实，连续4年开展宽带专项行动，我国宽带发展水平确实有了显著提升。
“但是，其提升速度与电信产业的发展速度却是不相衬的。”田杰棠指出，当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包括以腾讯、百度等为代表的整个互联网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宽带改善的速度。“产业与基础设施的不匹配，导致基础设施无法跟上发展的脚步，究其原因，无疑是三大运营商的体制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指出，对于总理提出的“提速降费”的提法，准确地理解，应该是将降低资费与提升质量相联系。今后，必须要在进一步提高网速质量的基础上，进行降费。
姜奇平认为，提升服务质量才是最重要的。在提速降价的过程中，对于运营商而言，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现在已经从过去的简单服务转变成生存式服务，所以要在服务方面进一步转型。
如今，我国无论是家庭宽带网络，还是手机用户移动网络，市场垄断程度都比较高。在姜奇平看来，垄断是导致网速慢、资费贵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垄断的优势，三大运营商缺乏主动降费的动力，虽然靠行政命令可以解决定价高的问题，但是治标不治本。”
“电信改革的滞后无疑是导致降费难的最关键因素，这也恰好是电信业人士极力回避的问题。”姜奇平直言，电信业人士在面对政策的回应时，虽然做出了积极的表态，但却极度回避电信改革的问题。他们把问题的根源，则全部指向了投入不足等发展问题。
在被问及普及4G网络的重要意义时，姜奇平表示，通过各项国际调研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最大差距，其实并不在于网速的问题，更多的是服务价格与服务质量的差距。
在姜奇平看来，对于4G网络的普及与发展，无疑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诚然，现在有部分人对此举提出质疑，在今后的推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障碍。但我们还是要积极地、大力地推进4G网络，并且将其作为国家重点战略来推进，这一点不可动摇。”姜奇平强调，由于我国4G网络起步本身就比较晚，今后更要致力于加快其推行速度。
新政助推“互联网＋”及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专家表示，此次“提速降费”的新政无疑是一项积极的举措，亦是对于总理和整个社会关切的积极回应，非常值得鼓励。与此同时，新政对于我国推进“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也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积极影响。
田杰棠强调，在信息社会，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发展的支撑作用非常重要。“提速降费”的新政，对国家宽带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以及未来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宽带如果再不提速，"互联网＋"产生的经济效益恐怕将大打折扣。包括创新创业的问题。”田杰棠指出，如今，很多创业领域都需要依托互联网，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中关村(000931,股吧)。如果网速提速问题不妥善解决，总理所讲的这一整套思路都将难以推行。
统计显示，韩国的网速多年蝉联世界第一，领先诸多先进发达国家。究其原因，韩国国内网络运营行业竞争激烈，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重要原因。
对此，专家指出，与已然处于世界先进经验的两位“邻居”——韩国与日本相比，我们的差距很大。在如今“互联网＋”的大时代，我们必须要做到更好、更快，才能追赶超越上他们，也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增速。
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机制是关键
“三大运营商何以有如此积极性来推进"提速降费"？因为宽带的提速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工程，而降费又是降低了单位流量的收入。”田杰棠直言，对运营商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政策机制的设计，运营商肯定是不愿意的。
田杰棠建议，今后，一方面应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投标等方式，打破行业垄断现象。另一方面，则要适当给予基础设施建设以补贴。“必须此两种方式同时进行，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降费难的问题。”
田杰棠强调，今后，必须要建立市场竞争的机制，才能真正解决价格与质量问题。而不是依靠总理的不断提示去采取降价行动。“通过行政手段，在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角度看，则无法解决深层次问题。电信业亟待通过更多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转型与发展，而非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
姜奇平对此也表示赞同。他认为，在“互联网＋”的浪潮中，电信业在转型升级服务中，应更多考虑增值物业拓展，通过构建高度竞争的增值服务，对基础业务进行补贴。
姜奇平指出，目前来看，电信业的增值服务并没有发展起来，更多的仍然靠得是基础服务收费。“电信运营商寻找不到自己的增值业态。”在姜奇平看来，症结还在业态。今后，运营商应该通过“互联网＋”的思维来探索新产品服务业态，来补充基础服务的巨额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