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周特约记者 余岭
西方媒体远比中国媒体更早感受到互联网的核爆式冲击。2010年，笔者作为中国新媒体代表，参加
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国际领导者访问项目”，在东西海岸目之所及，传统报业帝国一片萧条，而新媒体世界则是欣欣向荣。更早一年，曾经在北京和笔者共事过的一位《华盛顿邮报》副主编，在金融危机裁员大潮中未能幸免。当时的裁员首先从高层开始下手，因为他们的成本更高，节流效果更明显。那时，中国同行们虽然也在七七八八地讨论转型，但在国有体制下日子似乎还舒坦，没人当真—有人说，这是“制度优势”。
从占美国报业营收主体的广告收入数据来看，2000年达到历史巅峰的658亿美元（以2013年美元计算），此后就开始下跌，2004年出现一波轻微反弹，然后就是近乎直线下跌，到2013年跌至173亿美元。若只看报业发行量，1965-1990年是美国报业最辉煌的年代，此后发行量持续下降，也是在本世纪初期开始直线下跌，目前已经低于二战时期的水准。
相比之下，中国报业是在2012年才首次出现广告收入的负增长。因此，西方报业遭受数字化冲击、开始转型探索，要比中国报业早十年以上。并且，由于西方传媒产业市场机制更加成熟，版权受到更加严格的保护，有可能更早走出困境。而中国传媒在机制远未放开、专业主义尚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又遭受互联网在商业和理念上的巨大冲击，前景尤为艰难。
再造新闻生产流程
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报业的冲击，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直观的内容终端、内容呈现方式的变化，进而要求对新闻生产流程进行再造，最根本的则是传统商业模式的彻底颠覆。
对网络、流程再造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纽约时报》为例，家族掌门人小阿瑟-苏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曾说过：“《纽约时报》是什么？如果你只回答是报纸，那么，你不能得满分，因为，今天的《纽约时报》，除了是报纸外，还是网站、电视台、广播电台，它们都是《纽约时报》。”但如今，满分的答案又改变了。“数字优先”（Digital first）成为《纽约时报》乃至众多报纸的口号。2014年5月，Buzzfeed率先披露了小阿瑟的儿子牵头花了六个月做出来的纽约时报《2014创新报告》。在“数字优先”理念下，报告建议时报摆脱报纸束缚，生产优质数字内容，最终重新包装数字新闻，在隔日的纸版时报登出。现在，《纽约时报》首先是一个网络平台，网站与报纸合二为一，当天网站的头条也就是第二天的报纸头条。
转型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不少报纸尝试在编辑部门设立“中央新闻编辑部”（central news desk），来供应所有发布平台所需的内容，也就是使用整合的工作流程模式（integrated workflow model）。首先是物理上的整合，《纽约时报》将原本在不同大楼办公的网站、报纸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办公。接着是编辑流程，“第二天见报”变成了“第二小时见报”。在《华尔街日报(
博客,
微博)》编辑部每天的工作流程上，工作节奏已经完全按照网站—而不是报纸来运转。网站流程编辑和报纸流程编辑至少是同等重要。早上七八点钟的报题、选题会之后，即时消息争分夺秒上网，整点时刻则上深度报道，最后确定所有网站内容如何整合上报纸。
其他媒体亦是如此。《今日美国报》在每个编辑部都增加了数字发展编辑和社交编辑，《华尔街日报》在新闻部成立“使用者互动小组”，纳入社交媒体编辑和数据资料专家。2011年4月，
英国《卫报》宣布将以数字整合报纸、网络、平台相关的技术资源与开发、设计、编务等人才，并提出“开放式新闻”（open journalism）的概念。“数字第一”的战略改变了编辑发布流程，即流程中是把每件作品优先放上网络。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卫报》记者只为网络发稿”。
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绝大多数传统媒体的流程重组并不到位，还是以平面媒体的周期为运作核心。
专业主义理念不变
在数字时代追求速度的同时，西方报业并未失去对内容质量的专业主义要求。而在中国的图景中，很多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出现了低俗化、迎合
大众的趋向。本来专业主义水准就不高，如今的内容公信力更加堪忧。
以《华尔街日报》为例，尽管发稿速度要求越来越快，篇幅越来越精炼，但服务公共利益，作出及时准确报道的立场依旧。准确性仍然是该报作为专业权威财经媒体的生命线，对于重要信息，必须要有两个以上信源核实。在新闻操守和伦理上，坚守
法律和道德红线。比如，在采访时，不能隐瞒自己作为媒体记者的身份信息；独家文件的获得，必须经过公司的层层法律审核；在中国做报道，如果委托律师去拿工商资料，必须告知对方为媒体报道服务的目的。很多的新闻线索，尽管关注者众，但并不意味着《华尔街日报》一定要去报道。按照该报职员的说法，就是要以“相对牺牲眼球的方式，捍卫《华尔街日报》的新闻最高权威”。
另外，作为“全美写作质量最高的报纸”，《华尔街日报》依然对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讲故事传统”保持着近乎“宗教式的坚持”。即便是一个即时性的报道，也要有人的故事。
不可避免的是，随着对速度的要求提高，西方报纸的报道出错几率也在增加。在各报网站上，常可以看到文章后面的更正启事。但按照《华尔街日报》的做法，错误必须更正、致歉，但是“永不撤稿”，不能“毁尸灭迹”。这种平面媒体时代的新闻操作原则依然延续。
这些原则固然是过往专业主义理念的一种延续，但更重要的是，相信在数字化时代，专业的、准确的信息，依然是公众和投资者需要的稀缺品。无论商业模式如何改变，这种稀缺品一定有它实现自己商业价值的方式。
更新商业模式，探索“付费墙”
相对于生产流程的再造，数字时代的媒体商业模式更新则显得更为艰难，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成功的答案。但这又是报业不得不逾越的一道鸿沟。因为，判断媒体转型是否成功，最终还是要看作为一个内容的专业生产和供应商，是否实现了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传统报业“内容影响力—付费发行—广告收入”的传统商业模式已经遭到互联网的彻底颠覆，西方媒体也在进行种种新的尝试。其中之一，就是网络时代的“付费墙”（Paywall）。
2007年，《金融时报》率先推出了“付费墙”。这是一种所谓“metered paywall”的制度设计，即：报纸的网站内容在一定阅读数量之内免费，超过限度之后才收费，因此被称为“计数器”（meter）。2011年3月，《纽约时报》借鉴并改进了这一模式，规定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链接到网站不收费，在一定限量内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免费链接到时报网站。此外，《纽约时报》的付费墙还有不少显而易见的技术“漏洞”，但时报却无意去弥补。这实际上是时报作为与财经报纸不一样的general news机构，为吸引更广泛的读者而出此招。
而《华尔街日报》的策略则不一样。该报网站是明确标出哪些文章是收费的（通常是财经类报道）。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收费并不算高。数字版头三个月只需12美元，后续每月28.99美元。而《金融时报》则要贵很多，每月收费40多美元，但因此也面临收费和扩大读者面的两难。为解决这一问题，近期该报又推出1美元/月试读，以吸引更多读者，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长期订户。
不过，付费墙制度安排比较成功的只有一些商业媒体和《纽约时报》等报纸，《卫报》、《华盛顿邮报》等还是采取免费策略，希望通过点击率来获得更高的广告价值。
开发产品线，拓展收入来源
在数字时代，传统报业要学会推销自己。《纽约时报》《2014创新报告》反思说，时报习惯于“让报道本身说话”，而不擅长于内容推广。相比之下，《卫报》在编辑部专门有一个推广团队，通过积极的社交媒体推广战略，迅速在美国扩大了读者基础。而Huffington Post、Buzzfeed等新媒体的优势更加明显。对于《纽约时报》，只有10%的流量是社交媒体导入的。而Buzzfeed的比率是时报的六倍。
此外，各家报纸也在不断开发其他收入来源，拓展更多的产品线。比如，《纽约时报》近年来持续推出：“NYT Now”，试图改变新闻在移动设备上的呈现方式；“Cooking”，重构数字平台上的服务性新闻；“Times Insider”，可以让人们看到《纽约时报》记者是怎样工作的；“Upshot”，将智能分析、写作、数据可视化与个性化相结合。
财经类媒体在数据信息服务产品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经济学人智库”提供定制化服务，是经济学人集团的重要收入来源。此外，财经媒体也在推出更加适合互联移动时代的轻量级产品，如《金融时报》的FirstFT 、《经济学人》的The Economist Espresso、《华尔街日报》的The 10-Point等。这些产品通常是将精华内容进行聚合、摘编，适合移动端阅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商业的未来尚不清晰，但西方报业很清楚在数字时代“什么是不能做的”。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产品，“商业利益不可进入新闻产品”，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美国《华尔街日报》会推出各种信息服务产品，但绝对不会去卖金融产品。因为这里会有“不可控的利益冲突”。而在中国的财经媒体界，卖金融产品已经成了某些媒体的“创新”，这不由得令人扼腕。
若报业失去了自己的媒体属性，抛弃了守望公共利益的基本立场，即便获得商业成功，那也不能叫转型，只能说是转行而已。
【媒体融合发展与传媒产业创新峰会】专题报道（一）
被低估的
百视通(
600637,
股吧)媒体融合的三层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