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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土著居民抗议新颁法案将使得他们的土地权遭侵犯。拉丁美洲的人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比欧洲人和北美人都要高，这是APP反腐浪潮出现的基础之一。
国家总审计长发布的APP
巴伦廷·卡彻·埃斯皮里图被确认是一名恐怖分子。赫莱恩·皮特曼·吉佩斯·拉莫斯被发现犯有误杀罪。弗洛伦蒂诺·洛佩·鲁伊因强奸罪被判处10年徒刑。这三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本月却被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这三人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他们都正在竞选秘鲁国家公职。通常来说，他们的犯罪历史会一直隐匿在黑暗中，但如今却被逐一揭露了出来。这要归功于“秘鲁高级反腐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款移动电子设备应用软件(APP)。
“2014候选人”移动APP平台列出了653名市长候选人和地区长官候选人，其中至少有13人涉及一件公开刑事案件或曾遭遇三次或三次以上刑事指控。该APP创建者聚焦于腐败、毒品走私等严重犯罪，并列出了每件所涉案件的状态。这款APP还设置了评论部分，互动性极强。“我们发布这个平台以增加透明度，”高级反腐败委员会负责人苏珊娜·席尔瓦·哈斯曼班克说，“以便公民们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从而做出一个有知情前提的投票。”
在哥斯达黎加，国家总审计长为全国公民创建了一款APP，国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提交腐败或滥用职权相关投诉，之后只需点击几下，就能查看这单投诉的状态(处理进展)。此外，这款APP还有聊天功能，任何用户通过它都可以在几秒钟内与政府代表开始一次实时对话。除了这些，该APP还有搜索功能，用户都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自由查看公共支出数据库(可追溯至2006年)。例如，一次搜索显示，在首都圣何塞，当局于2012年对圣弗朗西斯科公园的儿童活动区进行了翻新，实际花费160万美元，而其预算仅为8319美元。
民间组织的APP监督手段
在玻利维亚，一个民间组织发布了一款名为“虚拟预算”的APP，允许志愿者们去到竞选活动现场，评估活动开销，然后将自己的观察和评估数据上传到这个APP。志愿者们要输入参加竞选活动的人数；输入所有在活动现场表演的音乐团体的名称；输入现场发放的宣传和纪念品的类型；输入是否提供食物，若有，提供了哪些食物。该APP指出“观察者实际上是一名侦探，因为他(或她)有时需要更加深入”，其请求志愿者查出候选人住在哪个酒店，可以从“非正式”的途径获取这些信息，还要输入酒店的星级。
拉美特色激发反腐APP浪潮
根据互联网分析公司comScore的数据，拉丁美洲的人平均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是8.67小时，欧洲人的平均时间是8.07小时，而北美用户的平均时间是6.08小时。拉丁美洲地区社交媒体用户的超高活跃度以及该地区民众不断增长的对政府透明度的要求，激发了一大批反腐移动APP的诞生。在拉美地区，社会阶层历来导致大多数人面对不公保持沉默，而现在，由政府、公民团体和国际组织推出的APP促进了草根公民的参与度。
“公民们如今有更多的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政府有更高的期望，”美洲国家组织有效公共管理主任玛丽亚·费尔南达·特里戈说，“对于这类事物你不需要大笔投资，你只需要创新。”
那么选举后如何对官员进行持续监督呢？一组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一直致力于在巴西推广具有这种功能的APP。他们这款APP叫做“承诺追踪”，专门收集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诺。不过这个团队首先必须定义什么算是承诺，什么算是进程以及谁该负责—即使是针对完全透明的政府，这些问题也都很难回答。在过去9个月，该团队去到不同的社区，针对不同的族群评估不同的问题。因为在一个社区，垃圾收集被认为是当务之急，而在另一个社区，住房权利可能才是首要议题。因此，首要的挑战是创建一个平台，能够以一种单一形式灵活适用于非常大范围的多种议题。而当他们开始收集信息的时候，新的挑战出现了。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体中心助理研究员切尔西·巴拉巴斯说：“那就是你要做些什么才能让这些公开数据变得(对公众)有用，你要怎么把那些数据以引人关注和(公众)看得懂的方式呈现出来。”
除了APP之外的技术工具
拉美地区的各国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乌拉圭、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政府，经常会组织“黑客松”(黑客马拉松)，以便年轻的技术高手们能够聚在一起，设计和开发基于技术的工具，帮助社会加强对民选官员的问责。
在监督透明度和打击腐败方面，基于技术的努力不仅仅局限于移动电子设备APP。在哥伦比亚，一个名叫“竞选中的清晰账户”的网站一直在跟进各个政党和政治家的官方开支，每小时更新一次数据。在墨西哥，一家维权组织在一条繁忙的大马路上设置了一块电子广告牌，上面闪动着不断更新的数据—有多少教育基金被盗用或被注入了未知账户。在智利，有一个名叫“开放国会”的网站，允许用户追踪立法进程、下载议案、查看议员们的详细信息和投票历史。网站用户甚至还可以直接向国会议员提出问题，也能够查阅其他用户提出的问题以及国会议员们给出的回应。
美洲开发银行公民安全和公正团队成员巴勃罗·瓦伦蒂指出：“问责APP将会不断增多，因为各国政府因应社会本身的要求，其回应速度也开始越来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