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或许会增加一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财富和经济效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
来源：《投资时报》
文｜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翻译｜陈召强
时下，技术进步为劳动和资本创造了一个日趋统一的全球市场。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它们都有能力流向能够实现其最大价值的地区，而这种能力使得它们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价格趋于相同。近年来，这种明显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让那些拥有低成本劳动的国家和那些能够获取廉价资本的国家广泛受益。就当前这个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而言，有人认为它是有利于劳动资源的，有人认为它是有利于资本资源的。但这两个阵营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技术不仅在整合劳动和资本这两种已有资源，而且还创造出了新的资源。
机器所能取代的人力劳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同时，由于机器能够实现自我复制，所以它们也在创造更多的资本。这就意味着，未来真正的赢家不会是廉价劳动的提供者，也不会是普通资本的所有者，而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者。
这个创新阶层的收入分配将会表现为幂律形式，即少数赢家将会拿走大多数收入，而其他参与者则会组成一个长尾。因此，在未来，创意将会成为一种真正稀缺的资源—比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更为稀缺，而极少数能够提供良好创意的人将会获得丰厚回报。如此一来，确保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和建立包容性经济及包容性社会将是未来各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劳工之痛
翻过iPhone手机，你会在背面会看到这样一句话—“苹果公司加州设计。中国制造”（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而这也是对苹果公司商业计划的最好诠释。凭借着超过5000亿美元的市值，苹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这一策略的变体不仅适用苹果和其他大型全球公司，而且也适用于中型公司乃至“微型跨国公司”。时下，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利用我们这个时代的两股伟大力量—技术和全球化—赚钱。
在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沟通与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我们的世界也越来越像一个单一的全球化市场，劳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都在这个市场上自由交易。尽管劳动不是完全流动的，但其他要素的流动性却明显加速。因而，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以一种低成本方式汇聚到劳动资源的所在地。目前，在发达经济体中，三分之一的商品和服务是可贸易的，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此外，全球竞争效应也会影响经济体中的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概不例外。
技术和全球化虽然会提升经济效益和利润，但也有可能导致混乱。举例来说，如果中国或印度的工人也能从事美国工人所从事的工作，那么按照经济规律，他们最终获得的工资应该是相似的（略微的差距与国民生产率有关）。对综合经济效益、消费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来说，这都是好消息，但对发达国家的工人来说，这却是坏消息，因为他们将面临低成本竞争。研究表明，发达工业国家的可贸易部门已经有20年没有创造过净就业机会。这也就是说，现在的工作机会几乎都源于非贸易部门，而随着可贸易部门的工人不断加入竞争，这一部门的工资已经呈现下降趋势。
然而，在全球化故事继续上演的同时，另一个更加恢弘的故事也已拉开序幕：自动化，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3D打印等。目前，自动化的影响正全面超越全球化的影响，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中缺乏基本技能的工人产生严重冲击。
比如，前往中国广东的一家工厂，你会发现数以千计的年轻人一天到晚都在工作，而且从事的还是重复性劳动，比如组装键盘部件。这样的工种是非常罕见的，至少你在美国或其他富裕国家不会看到。未来，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工种也会消失，因为这类工作最适合机器人操作。随着智能机器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功能越来越强大，它们将会逐步取代人力劳动，尤其是结构化环境中的工作，比如工厂中的重复性工作。换句话说，在通往自动化的道路上，离岸只是一座中转小站。
即便是在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事实上，负责组装iPhone和 iPad的富士康公司仅在中国大陆就雇佣了超过100万的工人，但现在，这些工人正在被机器人所取代。所以，很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的制造业工种，最终也将会在中国消失。据中国官方数据，自1996年以来，虽然中国制造业产出激增70%以上，但制造业岗位却减少了3000万个（占比约25%）。
自动化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已经危及到了贫穷国家吸引外资的最可靠策略之一：通过低工资来弥补低生产率水平和低技能水平。目前来看，这一趋势还将会延伸到制造业之外的其他领域。比如，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大大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而这势必会对发展中世界的呼叫中心产生严重冲击。再比如，随着计算机软件可靠性的不断提升，发展中世界参与的誊写和抄录工作也会不断减少。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本效益最好的“劳动”来源将会是高度灵活的智能机器，而非来自其他国家的低工资劳工。
资本困境
如果廉价而充裕的劳动不再是实现经济进步的明显路径，那什么是呢？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劳动相结合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会生产经济体中的商品和服务。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中所说的，当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经济体中的资本份额通常都会增加，而这也是他预测未来的假定条件。随着人力劳动越来越多地被机器人、计算机和软件（它们都是不同形式的资本）所取代，皮凯蒂所预测的这种“资本深化”的速度将会加快。有证据表明，这种基于资本的技术变革正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上演。
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国民总收入中源于劳动的份额和源于有形资本的份额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学家苏珊·弗雷克（Susan Fleck）、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和肖恩·斯普拉格（Shawn Sprague）在2011年的《劳工评论月刊》中指出，“在1947年到2000年，平均而言，劳动贡献了64.3%的国民总收入。但在过去的10年里，劳动贡献的份额不断下滑，在2007年第三季度更是降到了历史最低点—57.8%。”最近美国“重振”生产的努力—将生产基地从海外转移到国内，比如苹果决定在得克萨斯州生产新款的Mac Pro电脑，亦很难扭转这一趋势。要想实现经济上的可行性，这些新的国内制造设施必须是高度自动化的制造设施。
其他国家也在经历类似的趋势。知名经济学家劳卡斯·卡拉巴博尼斯（Loukas Karabarbounis）和布伦特·内曼（Brent Neiman）对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59个国家的劳动贡献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有42个国家出现严重下滑。在描述他们的发现时，卡拉巴博尼斯和内曼明确表示数字技术的进步是这一现象的重要驱动因素。“投资品相对价格的下跌—通常是由信息技术进步和计算机时代发展而引起的—会导致公司远离劳动资源，进而追逐资本资源。投资品价格的下跌可以解释这种劳动贡献率下降的现象。”
但如果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份额一直呈增长趋势，那么未来很可能会陷入危险境地，因为针对资本的新挑战已经出现。这种挑战并非源于复兴的劳动部门，而是来自资本部门内部的数字资本。
在一个自由市场，最稀缺的生产资源会获得最高溢价。在一个软件和机器人等资本可以廉价复制的世界，资本的边际价值通常会呈下降趋势。由于资本可以以一种非常廉价的方式增加，所以已有资本的价值将会不断下跌。比如，与传统工厂相对的数字资本，它们就可以一种极其廉价的方式增加。软件可以复制和分发，而这其中所涉及的增量成本几乎为零。计算机硬件的很多部件，则遵循摩尔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成本会持续下降。简而言之，数字资本是充裕的，它们有着较低的边际成本，而且几乎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即便生产朝着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作为一个团体，资本家所获得的回报也未必会持续增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最稀缺的生产资源将会获得最高的回报。如果数字技术能够为各工种创造廉价替代品，那么对劳动者来说，这并不是一段美好时光。同样，如果数字技术也能为资本提供替代品，那么资本所有者亦不应期望所持资本能获得高额回报。
赢者通吃
那么，在这个由数字技术及相关经济特征驱动的“第二个机器时代”（Second Machine Age），最稀缺的生产资源又是什么呢？它既不是普通劳动，也不是普通资本，而是那些有着创新思维且能将创新思维付诸行动的人。
当然，从经济上来讲，这些人都是非常“值钱”的，而且通常也会从他们自己的创意中获得丰厚回报。但同时，他们也必须从源于创意的回报中拿出一部分，分配给那些将创意推向市场的劳动和资本。在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普通劳动和普通资本逐渐转变为商品，因而更高比例的回报将会流向创造者、创新者和创业家。工人或投资者并不是最稀缺的资源，那些拥有创意的人才是。
在解释技术影响时，经济学家最常用的一个模型是将这种影响视为一个单纯乘数—一个适用于所有要素的单纯乘数，且能均等地提升每一个人的综合生产率。这种模型经常出现在经济学课堂中，并为这样一种观念奠定了基础：技术进步的浪潮会创造一种“水涨船高”的现象，而且所有船上涨的高度都会相同，也就是说，所有工人的生产率都会同等上升。
当然，还有一种更复杂、更现实的模型认为，技术对所有生产要素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要素受益会更多一些，有的会更少一些。比如，基于技能的技术变革，与非熟练工人相比，熟练工人更会受益。再比如，基于资本的技术变革，相比于劳动，资本更会受益。在过去，这两种类型的技术变革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现在，一种新的技术变革已经出现—我们称之为基于超级明星的技术变革，而这种变革正在颠覆全球经济。
时下，很多重要的商品、服务和工艺都可以作编码处理。一旦程序化，它们就可以数字化，而一旦数字化，它们就可以复制。数字拷贝的制作成本几乎为零，且可以同时发送到世界各地，而每一个拷贝与原件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三种特性—极低的成本、快速的传播和完美的保真—的结合将会创造出某种非凡的经济。它不仅可以创造出稀缺的消费商品如音乐视频，也会创造出稀缺的经济资源如特定类型的劳动和资本。
这类市场的回报通常会遵循一种独特模式：幂律或帕累托曲线。在该模式中，极少数参与者将会拿走绝大多数的回报。此外，网络效应—即一个产品的使用者越多，它的价值就越高—也会创造类似的“赢者通吃”或“赢者基本通吃”的市场。以照片分享网站Instagram为例，来看一下这种数字经济中的经济学。该网站只有一个14人的创始团队，他们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帮手，也不需要很多的实物资本。他们打造了一个受益于网络效应的数字产品，而一旦流行之后，他们就待价而沽。仅仅成立一年半后，Facebook就以7.5亿美元的高价将其收入囊中，而讽刺的是，在几个月前，另一家摄影器材公司柯达（Kodak）却宣布破产—在鼎盛时期，这家公司拥有大约14.5万名雇员，而所持的资本资产更是高达数十亿美元。
当然，Instagram只是普遍规律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不过，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产品或工艺进行数字化处理将会越来越具吸引力，超级明星将会获得丰厚收益，而次优者、跟随者和后来者将很难赢得竞争优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体育或其他领域的明星也曾有过类似的遭遇。
不过，被数字技术改变的并不仅仅是软件和媒体。数字化和网络已经影响到了国民经济中的各行各业和各种经济活动—从零售和金融服务到制造和营销。这也就意味着，超级明星经济学将会影响更多的商品、服务和人。
即便是公司高管也开始拿摇滚明星的薪酬。在1990年，平均而言，美国国内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一般工作人员薪酬的70倍，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扩大到300倍。从全球看，高管薪酬大致呈现相同发展趋势，当然国与国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异。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多种力量有关，比如税收和政策的变化、文化和组织规范的演变和纯粹的运气等等，但更重要的，则是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有关。信息技术不仅扩大了高管的工作半径，而且也提升了他们的决策质量。
当收入按照幂律进行分配时，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将会处于平均水平之下，而上升到国民经济层面，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以美国为例，虽然它现在仍是世界上人均实际GDP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它的中位数收入已有20年没有上涨过。
不断的革命
在“第二个机器时代”，起作用的力量会更加强大，更具交互性，也更为复杂。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它们会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通过对趋势的了解，个人、企业和政府至少可以做出调整和改变。
比如，美国可能会重新赢回一些企业。就印在苹果手机背后的商业计划—“苹果公司加州设计。中国制造”—而言，现在第二句已经有所改变。基于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一些制造业又重新回到了美国国内。但该计划中的第一句话将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对美国来说，现在远不是自鸣得意的时候，因为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国家的那种活力和创造性正在逐渐消失。
在迅速发展的数字革命的推动下，设计和创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可贸易部门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将会面临先前制造业所面临的那种竞争。设计的领导力将取决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和创业家精神，而在这两个领域，美国的传统优势正在衰退。虽然美国一度是世界上副学士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但现在它已经退到世界第12位。尽管硅谷等地区仍有着浓厚的创业家氛围，但数据显示，自1996年以来，美国雇员人数超过一人的初创公司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超过20%。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的教育体系一直是世界各国羡慕的对象：它所推行的K-12基础教育和所拥有的诸多世界顶级大学推动了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却呈现出越来越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因为学校的教育质量与社区的收入水平有着很大关系。
幸运的是，正在改变产品和劳动市场的数字革命也将有助于改变当前的教育体系。在线学习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最优秀的教师、最优质的内容和最有效的学习方法，而这一切都不会受到地域限制。此外，新的数据驱动方法也可以对学生的优劣势和学习进步情况进行有效测量。这样一来，个性化学习课程就会排上日程，而先前改变零售业和制造业的一些反馈技巧也可加以借鉴。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或许会增加一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财富和经济效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至少从中短期来看是这样。在此过程中，普通工人所受的冲击最大，作为消费者，他们会从变革中受益，但作为生产者，他们未必会受益。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干预，经济不平等现象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进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不平等的收入会导致不平等的工作机会，进而会导致人才流失，并会破坏社会契约。
这些挑战能且只能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基本服务来解决，比如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在经济环境快速变化、收入和财富流动日趋增强的社会中，这些服务在创造真正平等机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未来数字革命仍能发挥近几年的威力，那么现代经济的结构和工作本身的角色都需要作重新思考。作为一个团体，我们的后代的工作时间可能会更短，他们过得生活可能会更好，但无论是工作还是回报，不平衡性仍将会进一步加剧。要想实现持续、公平和包容的经济增长，首要一点，就是对事物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进程要有清晰的认识。
（作者布林约尔松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麦卡菲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数字商业中心首席研究科学家，斯宾塞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