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金融·
如何迎接互联网
金融黄金十年？
黄震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已经处在历史性时刻，这股大潮是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的产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党和政府顺应这股潮流，做出了一系列英明决策，把互联网金融从草根创业提升到国家战略。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总的态度是积极促进，方法是健康发展，这一决策将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健康”两个字特别重要，别有深意。因为当前互联网金融还处在发展初期，大潮初起，难免泥沙俱下，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混迹其中，准备浑水摸鱼。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有一些虚火，监管层提醒互联网金融要退点火，找准风险点和防范措施，在这个时候泼点冷水，喂点退烧药，我认为从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必要和及时的。
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机会千载难得，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黄金十年的开始。根据过去互联网发展历史经验，门户网站发展周期大概有十年，电商网站大概也是十年周期，现在互联网金融应该也会有十年发展周期；其次，习李新政有一个十年执政周期，一般经济周期伴随着执政周期也是十年左右；还有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目前正在调整，即将进入一个上升周期，也将有十年左右。
我们拿什么去迎接黄金十年呢？人们常说，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的补充，这很有道理。因为中国传统金融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这种格局过于稳定，所以有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草根创业时借不到钱，小微企业融资有三重门—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险。老百姓钱包刚刚鼓起来，就发现通货膨胀一点点把利息吃掉了。投资理财缺乏足够的渠道，已经使民间资金的堰塞湖越积越高，这就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叫民间金融市场。
民间金融市场是传统正规金融的补充，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民间金融市场发现这是一种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方式，借助互联网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可以有效地对接和匹配资金的需求和供给，还可以做成直接的交易平台，促进风险的分散和转移。因此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金融创新的选择结果，因为互联网金融比传统金融更能有效管理风险。
很多人认为现金交易才放心，看不到的东西，风险太大了。这是社会上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互联网背后的风险管理技术而产生不确切性的共性心理。
很多人认为，由于有了互联网，金融就会产生很多新的风险，甚至导致风险的集聚和放大。比如，一个P2P平台，几百亿资金都在上面交易，会不会风险就很大了呢？其实这个平台如果严格从事的是P2P撮合业务，不是资金集聚业务的话，实际上是分散了风险，资金不经过平台，平台经营的只是信息撮合业务，所以它没有集中风险。相反，基于互联网的P2P技术原本就是一种分散风险的技术。当然，如果操作不规范而做资金池，互联网也可能会导致风险集聚，把所有资金放在这个平台的账户上，那可能会出现兑付的流动性风险，或者是担保的连带责任风险。我看到有的网贷平台的风险控制做得比较规范，采用第三方担保，而不是自己这个平台来提供担保，这样也就分散了风险和转移了风险。
很多人说风险在互联网上会快速传导，风险在互联网上有一定的传导性。但是基于互联网也更便于建立一个风险识别和熔断机制，一旦风险出现，通过预先设置的参数，可以马上有识别、量化、预警和熔断等机制。因此，互联网既可能被不理解的人认为是风险的集聚和扩大传导介质，但对懂行的人来说它更是一种风险识别、量化、分散和阻断的风险管理机制。
当然，我们要正确认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第一层风险是基础设施层面的风险，互联网金融依托的基础设施有安全性风险，比如密码被窃、数据被盗取；第二层风险是市场交易层面的风险，比如说P2P的点对点撮合业务是一种分散风险的结构，如果是集中资金的交易结构则容易导致风险的集聚，要防止资金池和时间的错配；第三就是政策法律层面的风险，当前互联网金融还是一个错位管理，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政策，没有完全协调一致，有的领域已经监管有的领域还没有监管，政策一调整，就可能引起产业形态的巨变，这就是政策性风险。
创新一定会有风险，只有认识到了风险才能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互联网行业以往有一个准则就是“快鱼吃慢鱼”，但是对互联网金融来说，更要考虑做好风险管理工作以便走得稳和走得远。小米神话的创造者雷军有一句名言：“站在台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但是，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台风停了，猪会怎么样呢？一定会掉下来的！因此，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台风起来了，创业者和投资者要加紧修炼自己，不要总想做猪。要争取去做鹰，台风停下后才能迎风而起！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宏观·
三论总理“活”字诀
张涛
自去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施政理念以来，时隔一年之后，在今年4月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等政策措施，即被坊间称为新一轮“微刺激”政策已经启动。
对于宏观层的新举措如何解读，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论“活”字诀。
中国政府首次亮家底
笔者曾在前两篇“活”字诀的文中提出：李总理“活”字诀的首要就是“摸清家底”，而就在去年12月3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了“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按照政府负有的偿还责任、担保责任、救助责任三种口径测算，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分别为20.7万亿元、2.93万亿元和6.6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5.3万亿元的外债，中国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已经接近36万亿元，基本已经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60%的负债率风险警戒线，而仅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外债这两个最小债务口径测算，目前中国的负债率也已经超过新兴国家公认的45%警戒线；而按照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在2015年前将有超过一半的债务到期。
在如此家底之下，本届政府即便有心，但客观上也无多少再次刺激的政策空间。笔者认为在解读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宏观调控政策时，这个首要是不能忽视的。而反观一些研究机构针对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的多项政策，所做出的本届政府又开始了“穿新鞋，走老路，搞刺激”的判断，显然是丢掉了这个首要。
中国经济已经变贵
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品出产价格（PPI）至今已经连续24个月同比涨幅为负增长，其中包括钢铁在内冶金行业的涨幅更是连续28个月负增长，化工行业和煤炭行业则分别连续26个月和22个月负增长，而上一轮PPI出现如此久的负增长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当时曾出现连续31个月的负增长），按照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今年PPI仍然无望转正，表明当前产能过剩的境况还在恶化之中，相应中国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性改善。
与此同时，伴随前期债务快速累积，由此带来的利息支出也相应大幅提升，按照社会融资口径，笔者匡算的结果显示，目前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家庭居民三者合计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已接近GDP的十分之一左右。
再来看中国经济的投资效率。危机前，2003年至2007年，中国经历了连续五年经济增速超两位数的增长，其间每追加4个单位投资，就能够产生一个单位的产出；而危机后的五年间，若同样想增加一个单位的经济产出，则需要追加7个单位的投资。
除了投资效率大幅下挫之外，目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也已经由危机前的14%跌至10%以下，而且呈现出低于工资增速的趋势性变化，即多年支撑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红利正在加速衰减。
综合这几个变化，中国经济已经变贵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个“贵”体现在：劳动力不便宜了，投资回报不高了，财务成本不低了，盈利能力不强了。
破立结合的缓解之策
现在一说中国经济复归平衡，主流观点就说必须要市场出清，只有这样经济才能放下包袱，即所谓的“不破不立”。但中国的实情却要求宏观层在调控时，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和社会账，其中就业问题，以及由此联带出来的社会稳定问题始终是掌控调控权的中央政府必须顾及的。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无疑具有先天优势，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却始终制约其优势的扩大。那么对于宏观层而言，一方面要照顾金融行业的利润，因为一旦金融行业利润快速下降，必然带来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收缩性的调整，实际上就等于收紧了融资环境；另一方面，还要鼓励这些已经习惯“树上摘桃”（给大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弯腰拾草”（给小企业提供资金）。
如果说这样的中间道路在此前还行得通，如今却很难继续了。
因为伴随近两年多的行业性亏损，如今已经出现了实质性违约，例如，今年金融市场的一件大事就是“11超日债”打破了刚性兑付，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第一只违约债券，而就在最近“徐州中森债”又成为中国的首例违约私募债，那么伴随信用事件的集中爆发，金融机构出于自身风险偏好和事后责任追究的考虑，自然会在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方面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策略，而无论宏观层怎么调动，也还是解决不了“牛不喝水强按头”的困境。
另外，在去年决策层下决心着手解决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以来，中国的融资成本也水涨船高，尤其是在经历了去年6月份“钱荒”之后，长期融资成本也快速上升。而在债务率已接近警戒线和债务集中到期双重压力下，加之产能过剩压力下实体经济在资金上已经捉襟见肘，融资成本的上升无疑是雪上加霜。
以承担全国十分之一贷款的国家开发银行为例，去年6月前，其5年期发债成本为3.9%，低于当时全社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接近3%，而目前其发债成本已经超过了5.5%，也就是说在短短的9个月间提升了1.6%，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已严重制约了国开行进行开发性融资的能力；与此同时，2013年年报数据还显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重新开始抬头。
理论上讲，为了应对融资条件的变化，各类金融机构要么提高对外融资的风险溢价要求，要么就是收缩对外融资的规模，以保全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健康，而这样一来，对于实体经济就意味着融资成本的抬高，显然这一局面是宏观层最不愿见到的。
怎么办？笔者认为需要“破立结合”：
“破”的方面，就是通过容许一些信用事件在小局部发生，来重新树立市场契约精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警示一下地方政府软财务约束的毛病。
“立”的方面，就是将“活”字诀真正落地。例如，此次通过国开行可以向邮政储蓄银行定向发行住宅专项金融债券的措施，就体现出了李总理“盘活存量”的思路。由于作为城镇化的存量问题，棚户区改造一直缺少有效足额的资金支持，而国开行也苦于融资成本的上升而难以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同时目前邮政储蓄受制于较低的融资提供能力，只能将大量存量资金转存至央行和同业，而通过住宅金融的定向机制，就可能将这两个看似误解的存量问题打通，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模式尝试成功并得以推广，那么棚户区改造还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相应一些其他融资机构的增量资金也有了好的施展之地。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金融市场部，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社会·
小三的社会“病灶”
王水雄
正是文章婚外恋情被曝光的时节，全民的八卦胃口被吊起，网上跟帖无数。文章的经纪人表示文章夫妇只是想做普通人：“在生活中，他们只想当普通人却被当成艺人；在工作中，他们想好好做演员却被当成明星。”
笔者想，也许在某个时节（比如公诉之时），雷政富也想做回普通人吧，这样他就可以让人们真的相信：他和赵红霞只是“耍朋友”了。问题是，赵红霞会跟“普通人”雷政富耍朋友吗？
雷政富和文章，在其分别掌握公共权力和公众注意力时，他们就不是普通人了。他们的过错本质上是滥用了其掌握（或法定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必要的应对就是约束这一资源和权力的滥用。在中国，目前的结果是：雷政富丧失了公共权力，而文章正“岌岌可危”地在丧失公众注意力资源（不少网友很是失望，明确表示将来不会再看文章出演的影视剧），这符合政治市场和注意力市场的法则，似乎并无不公平之处。如果稍有“不公”的话，恐怕在于雷政富作为“雷冠希”，比陈冠希和文章的下场似乎都更惨一些。之所以惨，大概因为公共权力相对于公共注意力被滥用更不容易被大众所容忍，因为前者更危险。
在中国，文章、雷政富所面对的这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机制更多的是事后惩罚，而非事前预防；事业“平顺”的公众人物的错误避免更多依赖内心修养，而非外部控制。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国人反思的。
相对而言，美国人的“天网”似乎更具事前预防和外部控制之功效。在美国，离婚诉讼程序复杂，周期较长，最起码也要在法院接到申请后经过6个月的等候期才能终止夫妻关系。法律在离婚诉讼过程中更是比较偏向于女性：女方离婚后不仅可以分割家庭财产，而且还可向男方索要赡养费，以避免陷入财务危机。在美国，富人们离婚时要处理的事务相对更多，少则一年，多则几年的离婚周期和高昂的离婚费用，使得他们不仅结婚很谨慎，而且离婚也很慎重。预期到这一点，当然也使得美女们认清：做小三、当二奶基本上无利可图，除非的确是感情作怪轻易不会尝试，她们进而也就会更多专注于创新性的潜力股而不是已经显而易见的蓝筹股。
在权力大于法律的传统中国社会，最高权力承担者皇帝基本上都是终身制的，与皇帝关系处好了，即便违点法也没关系。比如《智囊》一书中提到萧何“自污”，刘邦反倒“大悦”。正是在这样的皇权体制下，法律不少时间形同虚设，权力人情面子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更为重要，美女们以能做富贵人家的媳妇和小妾为改变命运之捷径，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小伙们也在既有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构压力下，容易卑躬屈膝，在吹牛拍马、出卖灵魂中讨生活，社会因此很少创新激励，而趋于内卷化。
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了最高权力任期制的时代，冒着违法之风险，巴结权贵，卖身求荣，搞结构运作，讲哥们义气，甚至跟着老大指鹿为马，最终恐怕有更大的可能性落得个刘汉的下场。
默多克和邓文迪的离婚财产分割结果让股民们松了一口气，谷歌创始人布林婚外情变恋上下属巴拉的女友，除了导致巴拉的离职，也被认为对谷歌后续发展影响不大，这一切与契约精神下造就的美国人就事论事的风格不无关系：无论默多克还是布林都签有婚前协议。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在美国似乎问题不大，这类协议及其背后的契约精神、法律安排对富人们的制约所起的作用不可忽略。它们对公众公司的权势人物产生约束的同时，似乎也使他们更容易找到“真爱”—否则你怎么知道美女们爱的不是你的钱权，而是作为“普通人”的你呢？一旦美国的离婚程序和契约精神约束了创始人和高管们的资源和权力滥用，对股民们乃至一些普通民众的权利自然也就能够起到保护作用。
在过去两年间，中国创业公司和上市公司高管婚变“大案”接连不断，据悉，涉及上市公司的离婚案件每年多达一百件以上。中国人正在面临的“富人”危机，也许与某些文化人酒足饭饱后在憧憬着“容得下小三的年代”，以及极易宽容名人“犯了一个基本上男人都会犯的错”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创新型国家和中国梦的构筑是一个系统性社会工程，亟待法治精神的倡导和权力滥用的制约。
在目前这两者都很是欠缺的前提下，笔者认为舆论评判是必要的填补工具。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