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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车软件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要求打车软件与强生、大众、锦江、海博四家出租车公司电调平台进行对接。某打车软件公司的高管称，某些电调平台已开始向打车软件公司“收租子”，而且要求他们“按单数进贡”。据了解，工信部已介入调查。
连日来，嘀嘀、快的打车两大打车软件之间的烧钱血拼，大大提高了出租车的运行效率，出租车司机和乘客都成为受益者。而那些打车软件尚未杀入的中小城市，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无不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对打车软件翘首期盼。
在给司机和乘客带来收益和便利的同时，打车软件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在于:一是行车安全问题。司机边开车边用手机抢单，的确存在安全隐患；二是乘客之间的公平问题。那些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特别是那些年纪较大的人，在路边扬招完全可能打不到车。不过，像打车软件公司是否烧钱、是否纯粹博傻的问题，则毋需局外人担心，市场终会给出理性的回答。
相形之下，各地政府部门以各种名义出台的各种监管措施，比如早晚高峰禁止使用、每车只能安装一种打车软件之类，则明显有些不着调不靠谱。其实，无论是安全问题还是公平问题，事实上都是相对而言，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比如，采用技术让车辆静止不动时才能接收到订单信号，可以解决安全问题；要求打车软件公司必须提供电话下单的途径，可以解决老年人不会使用软件的问题。
交通部部长杨传堂最近表示，电召服务是国外发达国家出租车行业普遍采用的服务方式，通过手机召车更加便捷、效率也很高。对手机打车软件，“总体上要支持和鼓励发展，对存在的问题要逐步调整和规范”。但眼下不少地方政府部门的做法，显然并非调整和规范，而是赤裸裸地限制和设阻，等同于“私设”行政许可。
笔者以为，地方政府部门假借监管之名出台的种种限制举措，给公众带来的最大感受就是:凡是公众喜欢的，他们就反对。出租车行业利润丰厚，打车软件汹涌来袭，出租车公司却没能从中分一杯羹，电调平台反而因此利益大幅受损，这大概才是对打车软件进行“收编”的真正原因。所以，与其说是依法监管，实则更像是在维护既得利益团体。
从打车软件被强制收编，到出租车行业垄断乱象，都证实既得利益团体才是改革最主要的阻力。李克强总理表示，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中央政府强调简政放权，强调“法无授权不可为”，可地方政府部门却对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予以保护，这是与简政放权公开唱反调，必须要有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