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今年“两会”，互联网成为焦点话题之一。互联网金融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各界代表热议余额宝，大数据、在线教育、物联网、网络安全等也成为代表们提案与讨论的热点。李彦宏、雷军、马化腾等近两年当选代表，踏入庙堂，大概也表明互联网经济已逐渐摆脱“在野”状态。
互联网加速渗透到各行各业，众多的传统行业正在被颠覆中，转型的压力剧增。过去的一年，家电行业尤其是电视产品等所受的冲击引人注目。两会上来自家电行业的代表，如周厚健、李东生、赵勇等，都在大谈“智能化”与“互联网转型”。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雷军、董明珠两会再交锋。仔细梳理这些言论，或可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两种经济形态的对峙，以及未来的走势。
[开篇]10亿对赌的商道
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交锋、融合，剧烈推进。2013年底，在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雷军与董明珠就这个话题约下10亿对赌，引起热议，被戏称“抢了汪峰头条”。三个月后，作为广东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两人再次聚首，又被“安排”相邻而坐，接受采访。虽然这次两人笑容欠奉，气氛略显尴尬，但一旦进入话题，激辩无碍。
董明珠“闭目塞听”？
三个月前的首次交锋，被导演“设计”，仓促应对，言之未尽，估计两人都有些耿耿于怀。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各自在访谈演讲中，也都屡有谈及此事。痛切于自己嘴拙的雷军，更是多次补充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下定决心，2014年开始，“做产品之余苦练口才”。
而就内容来看，三个月来直到今天，两人的观点都没有改变，甚至没有一点修正，反而在不断坚持、强化。雷军还是在不断辩解自己并不是“搞营销的”，不是“把销售当作竞争力与生产力”，而是靠专注于研发与服务、用户参与、去渠道化的互联网模式取胜的。他还一再申明，互联网不只是个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全新的方法论”。而董明珠则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雷军就是搞营销的，互联网就是个工具，“大家都在关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但未来作为国家强大基石的一定是制造业”，“如果我们不做空调，可能我们比马化腾还厉害”。
技术出身的雷军仿佛沉迷于“营销”，而营销出身的董明珠则大讲技术、工厂、制造如何重要。这场争论热热闹闹，即使撇开“10亿赌局”的噱头，也是极有看点。雷军嘴拙但坚韧，董明珠霸气而不饶人，两人都正在事业的巅峰之上，自信满满，寸土不让。而且，做大众消费品的企业家面对公众发言，都有产品代言人的潜在要求，更是不能轻易认输，以免累及品牌声誉。
二人之间，稍令人诧异的还是董明珠。两会上其他家电界的大佬如海信的周厚健、长虹的赵勇、TCL的李东生都在热烈鼓吹互联网转型。赵勇干脆说长虹“可以是一个互联网企业，我们已经是了”，“激进”到令人瞠目结舌。同属广东团的李东生的讲话，则充斥着“用户体验”、“多媒体终端”、“O2O”等“互联网思维”的关键词。家电大佬董明珠掉队了？
问题似乎不这么简单。格力是业界公认的非常优质的企业，是中国家电行业的标杆企业，营收、利润等财务指标都远优于TCL，对行业的未来，董明珠似乎比李东生们更有发言权。
实际上，李东生等人热衷于互联网转型而董明珠相对冷淡，是其产品特性决定的。TCL产品线多元，以电视、手机为大宗，而格力则专注于空调。电视、手机是信息媒介，针对的是资讯交流、精神娱乐等需求，个性化要求突出；而空调则是功能相对单一的生活用品，与信息产业相距甚远。电视、手机都可以变成互联网的信息终端，而空调不大可能变成这样的终端。空调被纳入互联网，主要意义在于实现智能化控制。
对以电视为主业的家电企业来说，在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化的道路上落后一步，可能是灭顶之灾，因为那意味着在产品核心功能竞争上的落败。而对空调来说，在这方面即使落后，也是边缘功能上的落后，不伤及核心功能。因而，对空调企业来说，工业技术上的进步、产品质量的稳定这些制造业指标更加重要；而对电视企业来说，这样的指标之外，还必须高度重视服务内容上的丰富与创意，必须适应信息产业的进步而在功能上不断革新。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明白董明珠为什么看起来对“互联网思维”相当迟钝，说“外行话”，“闭目塞听”。与李东生相比，她确实不需要具备那么多的“互联网思维”，专注于“传统制造”更重要。事实上，格力的核心竞争力，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大概都主要赖于精湛的工业技术、工厂管理、全产业链的精密配合。格力走的也正是这样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的重资产模式，从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部件，到空调设计、产品组装，到品牌运营、销售渠道，进行全面的产业布局，实现高效整合。朱江洪、董明珠数十年专注于此，做到了“极致”，形成了强大的“口碑”，这也非常符合雷军的“七字诀”。
道不同不相为谋
再来看雷军的小米。与空调不同，智能手机属于信息产业。这个行业最大的特征是供应链的全球布局与专业分工，搞芯片的如德州仪器、高通，搞生产组装的如富士康、英华达，系统则有谷歌的安卓与苹果ios等，他们各有专注，壁垒极高。手机品牌商家，主要工作是品牌创意与设计、系统优化、界面个性化、下单定制。要软件硬件全产业链生产，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联想、惠普这样的电脑品牌巨头，既不制造核心硬件CPU，也不开发操作系统，这样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对相关软、硬件集成的深刻理解和全球供应链的精准整合，在此基础上采购部件、整合产品，凭借良好的用户体验与销售服务占领市场。智能手机品牌也是如此。全球的智能手机品牌商，基本上都是“轻资产”运营的，包括苹果。这个行业，“代工”是主流，是王道。
两会期间的争论中，雷军一如既往地不断辩解，小米不是个营销公司，“小米是产品公司，把制造外包。在国际上耐克、苹果都是把制造外包的。”“小米只是把制造环节寻找全球最顶尖的公司来制造，把自身定位在了产品研发、品牌营销、用户服务。”而长期浸润在传统制造业的董明珠则有视野不够开阔之嫌。从最初的对赌到两会再争论，她一直在质问雷军：“如果全世界的工厂都关掉了，你还有销售吗”，“不给你做怎么办”，“不论谁给你代工，这个加工体系你是不能没有的”。对雷军的解释，董明珠说：“这是你的选择……我觉得我设计了一种比你更好的模式”。
董明珠对格力的“全产业链整合”模式看来相当得意，但这与其行业特性有关，不是想设计就能设计出来的。而且，对一个企业来说，再强大的产业链整合，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全产业链化，生产总是建立在上游企业的基础上的，总会受制于人。如格力不可能去开矿钻井炼铁炼油准备空调的原材料。社会分工、国际化分工是符合经济规律与文明发展的趋势，只是行业不同、有所差异而已。
小米的轻资产模式，不仅仅是因为“代工”，还在于其电商模式的销售、预定等方式，直面用户，尽可能缩减销售渠道，做到“无库存”。这一点董明珠尤为“愤慨”，她批评雷军没有“共赢”思想：“把所有的风险都转嫁给了别人，如果卖不掉就变成库存……他只抓销售，卖掉就是我的，卖不掉就是别人的”。这“别人”应该指的就是小米的代工厂富士康、英华达。然而这种“抱不平”却是多余的。互联网模式具有的传统模式无法企及的优势就在于高度的信息化、数据化、透明化，以及迅捷的沟通使生产与需求高效配合，极大地减少库存，避免浪费。这不是把库存甩给了别人，而是“消灭了库存”。
互联网模式不但能在销售、服务上贴近用户，在一开始从产品创意、设计上就可以无限贴近用户，让用户参与进来。小米在这方面是一个成功范例，雷军自诩为“群众路线”：“互联网思维本质上就是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要义是贴近群众、充分交流，了解群众需求，以便精确地服务于群众。群众路线并不廉价、低端，它依赖于信息的高效流通、高度透明，在信息社会到来之前，实际上难以真正实现的。互联网的普及，使群众路线的实现具备了条件。群众路线不仅仅是行之有效的政治路线，更是“颠扑不破”的商业真理：群众即用户，只有充分了解用户需求之后生产出产品，才可能畅销。
互联网时代，信息的高效流通使商业上基于地理位置、基于销售渠道的垄断日益瓦解。比如商店的地理位置在传统时代至关重要，占据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形成垄断，提供次等产品人们依然不得不买。但在电商时代，商店变成网上等距离的信息源，这种垄断被消解。由于信息的充分供给与比价的方便，传统基于渠道的垄断也被瓦解，甚至在一些行业，经销商完全消失，产品价格得以大幅降低。比如小米没有经销商，特斯拉也没有经销商。总之，信息的充分供给使基于偶然因素、先天因素及基于权力的垄断日益瓦解，只剩下一种垄断可获取超额利润，即基于创新的垄断，而这种“垄断”并非垄断，因为创新是开放的。如小米，如不能保持持续的创新，则市场份额很快就会跌落，也将输掉10亿赌局。
小米的成功还被经常解读为是“硬件免费”的“互联网思维”的结果，即产品价格降到硬件的成本价，盈利依赖于后续的增值服务。这种方式主要适合于具有信息终端功能的产品，如手机、电视，乃至搭载众多多媒体终端的汽车，因为增值服务的场景主要发生在后续的信息服务中。对空调这样缺乏媒体属性的产品，硬件免费思维恐怕很难适用。
董明珠与雷军之争，经常被简单地归结为传统产业与互联网产业之争，进而产生孰优孰劣的轻率评判。这两位主角在争论中也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去“代言”、“捍卫”自己所在的行业。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物联网虽成大势，但不同的“物”，其智能化与互联网化的要求是不同的，大可不必一概而论。成者自成，瓜熟则蒂落，互联网革命方兴未艾，期待则可。
[延伸]互联网时代的效率与公平
韩十洲
凡是热的，必遭滥用，凡是用滥的，必被搞臭，“互联网思维”这个热词似乎正在遭遇如此之命运。
我们不能再习惯性不明究竟地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麻木性千年一辙地沉溺于鲁迅所说的“文字游戏国”。话语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互联网正在从一个IT人言必称之的产业性概念变成一个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社会性概念。那么，阐明互联网在人类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以及将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挑战，便成了当下核心且急迫的任务。
信息空间与效率缺口
如果我们以微观的、个体的眼光来通观人类社会的实践，就会看到“三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组织）、人与自我——在起着基础性的、结构性的作用，信息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或者说，这三大关系本身就构造了一个信息空间。在这里，我们把信息定义为关于万物之秩序的表示，编码、抽象和扩散是自然以及存在于自然中的人类选择经济方式的根本性表达，它促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物或采取行动。
当然，我们需要强调信息的两大特征：首先，信息不是现成的，需要从经验中抽取出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和花代价的过程。其次，信息是不完备的、非对称的，人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正是现实生活中的信息不完备和理性有限性构成了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这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望。人类只能在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的忐忑交织中追求决策的最优化，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而且决策时的情态只能是一种主观最大化而非客观最大化，在主观最大化与客观最大化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缺口，或者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状况只能不断地改善，却不能绝对地消除。
正是由于缺口的存在驱动着人类社会信息生产和再生产。我们不妨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三大关系的信息化，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产与交易的可能性边界因之不断地边际扩展和范式跃迁。例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最早的信息化是历法的建立，后来的则是成体系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进程的速度经历了从远古时期的缓慢到近代的日新月异；而在人与自我的维度，技术和科学也将我们带入了基因的层次。
互联网是一种信息技术，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中心。正是由于前面所说的信息的两大特征的限制，在工业时代，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是以信息的平均值代替个体值来进行的，而互联网引发的信息革命，正是对过去加在信息头上的限制的突破，一是，通过技术手段每单位时间能够处理的数据数量的大量增加；二是，通过技术手段每单位时间能够传输的数据数量的大量增加。信息的生产、传输以及存储成本的大幅降低，计算能力的摩尔定律式增长，使得信息的处理日益个人化。如果说工业时代的信息特点是编码和抽象的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而在互联网时代，更关心的是灵活性、个性化和小规模生产。
凡是技术上的突破即带来效率优化，也即带来“红利”，而且，互联网红利是范式性的、结构性的和颠覆性的，革命才刚刚开始。例如，最近很热闹的腾讯的“嘀嘀打车”和阿里的“快的打车”的应用使得出租车市场的交易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机场的旅客下飞机不用排队等出租车了，出租车行业也不存在“扫大街”的情况，将来私家车装上打车软件也可以变成出租车，每个人可以通过市场自行拼车，汽车的使用效率大幅提高，对新车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可以预见的是，技术在不远的将来，将无处不在，也将更智能和更具社会性，效率将得到持续优化，或者说，主观最大化与客观最大化的缺口进一步缩小。
这个世界会更公平吗？
如今，创造和分享信息构成了现代国家与个人之竞争优势的核心。人类社会的生产由物质化正走向非物质化，即创造的每价值单位的能源含量逐渐减少，而信息含量逐渐增加。与之相应，我们需要改变一直以来的以资源为基础的财富概念，而升级到以信息为基础的财富概念。这就引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议题：意义互联网。
如果说物理互联网关注的范畴是信息的接入权、访问权和发布权，那么，意义互联网关注的范畴是信息的读取、使用和分布。如果说物理互联网是权利问题，会产生“数字鸿沟”，那么，意义互联网是能力问题，会产生“数据鸿沟”、“意义鸿沟”，“大数据即大权力”。虽然说，互联网通过信息成本的降低与一定程度上对非对称性信息的消除，的确带来了颠覆性的效率优化，传统的界面正在模糊，乃至于消失，而新的界面尚在生成。互联网正在驱动权利以及与之相对偶的权力的新型对弈。
互联网之于当下中国而言，正在构造一个新的权力场域，正如新媒介赋权的提出者师曾志教授所说：“当下中国信息传播是更深层次权力场域的博弈和搏杀。”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传统的意义边界在模糊、移位，甚至坍塌，至少是需要重新解释。旧船票登不上新客船，相应地我们需要新的法律视角与伦理视角的双重考察。
这个世界会更公平吗？我们只能说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的确带来赋权，在促进公平，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由于涉及到对信息的使用能力和博弈能力，而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不公平，例如，还是那个打车软件的小例子，由于操作智能手机和打车软件是一种技能，年轻人不觉得有什么，自然而然就会了，但对于大多数老年人而言，这可是不大不小的挑战，老年人打不着车的现象已经在浮现。我们知道，寻找公平的最佳均衡点是一个历史过程，可能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但如果我们对此有所意识，并付诸行动，则可能是会缩短的。如果说人类社会的效率缺口可以通过技术来缩小，那么，公平缺口则必须靠人自身的制度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