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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下旬，经济与空气的双重雾霾之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迎来第“CMRC第36次季度报告会”，这一次的研讨会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
面对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MBA/EMBA校友以及众多媒体，易纲在当天的演讲中全面回顾了中国36年来的改革之路，关键是，他以史为鉴，在演讲的后半段对下一步的深化改革方向谈了自己的深刻见解，很多人可能听起来依然四平八稳，但仔细推敲，非常有料。
回首：两件大事贯穿改革始末
“回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有两件大事贯穿始终，分别是土地制度改革和为非公经济松绑以释放经济活力。”易纲说。
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在包产到户的“盟约”上签字，参与的18户农民中，只有两户没有讨过饭，这一年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从那时开始，人们越来越明白，“只有解决了劳动生产率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土地激励制度仍是农村改革的核心。”易纲还用自己插队时的经历佐证，“在农村插队时，农民对生产队大田和自留地的用心程度差异很大，虽然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比自留地多很多，但是单位面积产量却远远不如自留地”。自此，土地改革成为历届三中全会探讨的重点内容，直到2013年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土地制度的改革仍然是重点之一：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同价。
另一件大事是释放经济活力，为非公经济松绑，包括外资和民营企业。从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开始，一系列法律的制定，使得有中国血缘的同胞加上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信心不断增强，成为中国经济的一股活水。
其中，邓小平对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的三次提及颇为有趣得反映了这一趋势。1980年、1984年、1992年三个改革开放的关键结点，“傻子”瓜子分别遇到了商标注册，雇工数量，注册成立有限公司三个问题，而三次被邓小平提及并得以继续发展，一度入狱的年广久后来还被评为了中国开放三十年风云人物。
今日的非公经济不仅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其吸纳的城镇就业人数已经占到总人数的80%，同时对我国技术创新和进步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回首：金融体系改革利大于弊
较土地制度改革和非公经济体制改革较晚，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也开始起步。1994年之前，人民币汇率由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1993年末，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轨，浮动汇率制形成。2005年，我国进一步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和管理。
易纲称，截至2013年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达到了35.7%，对多变货币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累积分别升值32%和42.2%。我国形成了庞大数量的外汇储备，达3.8万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1994年仅为一百多亿美元。
对于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质疑高额的外汇储备如何消化？也有人对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出口的挤压提出质疑。当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某EMBA学员提问易纲对此如何看待时，易纲称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利大于弊。他说，评价人民币升值应当全面，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很多，如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降低了进口原材料和产品的成本，降低了惠民生的出镜旅游、留学成本等等。“2010年时，中国5万亿元GDP赶超日本，而2013年我国的GDP达到了9万亿美元，接近日本的两倍，如果人民币汇率没有升值，这一点也是难以实现的。”易纲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