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焦虑症-科技频道-金鱼财经网

20年的互联网发展史，产品与企业的生命周期大幅缩短，朝生暮死，旋生旋灭，各领风骚三五年。基业长青，百年老店，用在IT、互联网领域，已成“迂腐”论调。一夜暴富，快、新、极致，管它是不是昙花一现，仿佛已成为互联时代的青年理想。扎克伯格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神话，而最近一周他用190亿美元收购仅有50多名员工的“屌丝公司”WhatsApp，又一次引爆一个超级励志故事。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的疯狂，这个时代的焦虑，都超出了“基业长青”的理解范围，如季琦感慨，在这个时代，“高科技公司的产生和淘汰率实在是太高了“。

焦虑来自剧烈的“变”。传统事物在剧变，新兴事物也在剧变。焦虑，正是这个移动互联时代的时代病。

[开篇]大变革、大焦虑

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突然整个工业没有了！一张唱片已经没有销售这个事情，那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整个上世纪90年代，周华健都认为，做好歌，卖唱片，是理所当然的事。再过十几年，他就可以像前辈偶像们一样，光靠吃唱片版税就能过上安逸的退休生活。然而，大约从2000年开始，在他40岁以后，几乎一夜之间，唱片业消失了，那曾经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商业模式消失了，被新技术、被互联网摧毁了。这“世界末日”般的焦虑，让他纠结了许多年：“写不出歌来，真的很痛啊。”

现在回首十几年前唱片业的遭遇，人们恍然明白，那仅仅是开始而已，是誓师，是祭旗，围猎的大网才刚刚撒开。接下来十几年，互联网疯长，新事物与传统产业，攻防，僵持，躁动，伴随着彼此的懵懂无知。直到最近两年，智能手机普及。新世界的轮廓渐渐明朗，旧世界，眼看要轰然倒塌。

智能手机远不仅仅是一部手机，而是一把砸碎旧世界枷锁的铁锤。而破坏，是建设的开始；自由，也往往意味着奴役；大革命，则毫无疑问就是大焦虑。

“天道在哪儿呢？“

“（经济型连锁酒店）既要好又要便宜，成本稍微高一点，利润就不见了；365天，天天要睁大眼睛，不能出啥纰漏……你看别人，沾点互联网的光，换个互联网的新打法，轻轻松松地市值就超越了我们。光从市值上看，是几倍、几十倍的差距。且不说谁笨谁聪明，古话说"天道酬勤"，难道我们这么辛苦，这么努力，都没啥用吗？天道在哪儿呢？”曾创建三家上市公司的季琦，他近来关于“焦虑“的谈话，备受关注，令人动容。

说起来，季琦其实是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先行者，1999年，他参与创建携程网。彼时，经济型连锁酒店兴起，其勃兴速度不亚于互联网，季琦转战酒店业。然而十几年后，互联网已呈全面接管社会经济生活之势，而连锁酒店则迅速饱和并显露其传统产业的本质。季琦抱怨OTA（在线旅游中介，如携程、艺龙）每间房挣的钱是自己的两倍多，“这样下去，我们就会沦为挣辛苦钱的帮佣啦！”事实上，这是众多传统行业当下共同的焦虑。如果不建立自己的线上信息服务并使线下生产适应线上模式，如果丧失了线上的“入口”，大家都会沦为互联网企业的“代工”者，利润会越来越微薄。

唱片业、游戏机已被彻底颠覆，传统媒体也大势已去，社会零售业早就大举转网，服务业、金融业互联网化来势凶猛。有专业人士断言，2013年前，互联网瞄准的GDP比重只占10%，而2014年之后这个比例将快速蔓延到40%，甚至60%。马化腾在2013年底的“道农沙龙“演讲中也坦言，互联网以前被视为“新经济(310358,基金吧)“、“虚拟经济“，反正不是主流，“现在就变成好像是主流了”。

对众多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传统企业来说，旧有的生产模式与渠道正在迅速地失效。改革开放30年，工业化深入发展已使生产能力大大过剩，产品要想博得消费者的喜爱，必须在精细体验、在品牌文化上下功夫，靠资源与生产上的垄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空间已经极小。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消费者与生产者、渠道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被消除，渠道垄断也成为不可能。消费者动一下鼠标就可以比价，互相讨论，销售渠道变得前所未有地透明。过去主要靠信息不对称来赚钱的分销商、零售商迅速衰落。在销售、购买关系中，消费者拥有越来越多的主动权、话语权，消费者主权时代来临。

传统时代，渠道很漫长，对消费者来说是个黑箱；而如今，互联网成为渠道，这个渠道不但是透明的，消费者甚至可以同生产者直接互动，渠道缩短到“零距离”。这种变革意味着，大规模的标准化制造、自吹自擂的推广以诱导消费行为的模式，必将衰落，消费者的意志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产品的创意、设计与制造，缺乏消费者参与的产品将越来越难以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在渠道上，互联网成为入口，成为主要的分销渠道，品牌要在这个入口上建立。如果企业在这个入口、渠道完全丧失主动权，那么不但销售会出现问题，而且苦心经营的品牌也会逐渐被淡化。因为强大的互联网中介机构直接同消费者打交道，他们的品牌会在消费者心目中沉淀，逐渐遮蔽线下实体企业的品牌，使线下实体企业逐渐沦为他们的“代工者”。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一个移动互联的铁锤粉碎一切信息壁垒的时代，传统产业尤其是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企业，其焦虑自不待言。如海尔，在60多岁“高龄”的张瑞敏的带领下，近年来一直在宣传、实践所谓的“去海尔化“，也就是互联网化，消解海尔作为一个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属性。张瑞敏的说法是，“零距离是我们海尔最核心的竞争力”。“零距离”指的是和用户保持零距离，具体体现在交互生产、C2B定制、“消灭中层”等方面。零距离就是要在互联网上重建海尔的生产与销售，这是一幅“看上去很美“的愿景。而传统媒体的革新，显然也是要首先实现“零距离”，在零距离的基础上，再去建立新的商业模式。零距离，是新时代的法则。

就连房地产业，也被这种革命的焦虑所感染。王石在最近的演讲中就说，如今，完全不懂房地产的，也可能用一种新的载体、新的方式颠覆房地产业，“如果我是董明珠，你（指雷军）说有能力来颠覆房地产，你来搞房地产销售，我愿意当你的加工厂，你总得有人给你做吧！我愿意当代工者啊，我是主动配合的，你有那个动员力量，我就主动配合你。”近来，万科的团队已在郁亮的带领下走访小米、腾讯了。

马化腾：“我老了”

大革命即大焦虑。在这个时代，不仅传统产业陷入焦虑，陷入危机，互联网企业，甚至那些巨头们，都同样患上严重的焦虑症。马化腾“道农沙龙”讲演中的话近来经常被谈论：“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企业看似好像牢不可破，其实都有大的危机，稍微把握不住这个趋势的话，其实就非常危险的，之前积累的东西就可能灰飞烟灭了，一旦过了那个坎儿就势不可挡了。”“坦白讲，微信这个产品出来，如果说不在腾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话，是在另外一个公司，我们可能现在根本就挡不住。”更形象的是这一段：“我们摸了1000亿美金这个线，其实很恐怖的，如果做得不好，真的能跌到只剩下几个点的市值，几个百分点，是分分钟可能发生的，因为前面就倒下几个，好多都那么倒下的，尸体还温着，还是很吓人的。”

20年间，TMT领域的弄潮儿，确实给人旋生旋灭、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感觉。十几年前如日中天的雅虎，如今仿佛已成为古迹。黑莓，几年前还是政商精英的身份象征，连奥巴马总统都在用，如今，人们已经准备好参加它的葬礼。诺基亚被卖来卖去，市值跌到不到巅峰时期的二十分之一。微软，也早已风头不再。

柯林斯和波拉斯在著名的《基业长青》一书中，精心挑选了19个1950年前成立的“高瞻远瞩公司”进行范例分析，看它们如何志向远大，永续经营，最终成为长空中的雄鹰。这其中包括惠普、IBM、摩托罗拉等。可如今，在这个“不疯魔不成活”的互联时代，这些企业也在风雨飘摇中。像摩托罗拉移动，十几年前还是享誉全球、备受尊崇的尖端技术之典范，2011年，被作价125亿美元卖给谷歌，一个月前，又被谷歌以29亿美元卖给了联想。

20年的互联网发展史，产品与企业的生命周期大幅缩短，朝生暮死，疲于奔命。iPhone问世前，人们都以为黑莓会成为一家柯林斯们所说的“基业长青“的公司。而如今，历经不断迭代更新的iPhone的洗礼，大概也很少有人对iPhone作基业长青之想了。百年老店，用在IT、互联网领域，看起来有些迂腐了。

一朝暴富，快，极致，管它是不是昙花一现，仿佛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理想。扎克伯格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神话，而最近一周他用190亿美元收购仅有50多名员工的“屌丝公司”WhatsApp，又一次引爆一个超级励志故事。有网友翻出一年前谷歌洽购WhatsApp时的报道：“WhatsApp的态度很强硬，坚持10亿美元的收购价格。“一年，从10亿变为190亿，扎克伯格出于什么样的理性、恐惧与疯狂作出这样的举动？或许，他是担心WhatsApp落入谷歌手中，Facebook就会变成雅虎，变成黑莓。有这个可能。无论如何，这个时代的疯狂，这个时代的焦虑，都超出了“基业长青”的理解范围，如季琦感慨，在这个时代，“高科技公司的产生和淘汰率实在是太高了，太高了”。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据说这是雷军的信条，当然也被众多“马（云）雷（军）成功学”的信徒奉为圭臬。一个“快”字，也确实道出了这个时代的秘密。慢即悠闲，快则焦虑。工业时代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尤其是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世纪末的信息产业革命之后，快、新、青春、极致、游戏、极客，它们是这个互联时代的主角。

“大家觉得我年轻，但我觉得我很老了”，马化腾说。我老了，这不是矫情，因为“现在有些产品我都看不懂了”，我不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不懂，小孩“比我看得准”。这番话出少年成名的马化腾之口，让人感慨。这个时代，不光是时光催人老，科技、游戏也在催人老，社交工具、快速迭代的新商业模式也在催人老。

大革命，大焦虑。焦虑来自剧烈的“变”。传统事物在剧变，新兴事物也在剧变。焦虑，正是这个移动互联时代的时代病。

[延伸]互联网时代的时间经济学

特约评论员 韩十洲

马年春晚被质疑办成了“华谊年会“，乃至冯小刚因此而“下课”，利益层面的是是非非，我们不去说它，但要是说一说马年春晚的“内涵”，我倒认为，冯小刚办了一场“史上最深刻的”春晚—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因为，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冯小刚导演安排的两个节目—《时间》和《时间都去哪儿了》—发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最深刻的审问：“时间”是什么，都去哪儿了？

时间是什么，去哪儿了？

在我眼中，马年春晚之前，冯导小刚是一名“社学心理学家“，总是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痛点，进而拍出“合时宜“的电影（除了《一九四二》），但在马年春晚之后，他摇身一跃而成了一名“哲学家“（半戏谑半认真）。

冯小刚通过把小彩旗的旋转与整场春晚节目进行时间并置，构造了一个“并置时间“—以让我们体会“时间”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会说，时间是一种生活事实，不值得思考，也无从思考。但是，“时间”问题已经成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其在国内的翻译叫做“时空社会学”。对此，我们不必多说，还是回到“时间女”小彩旗吧。

首先，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步骤一，把小彩旗的旋转从整场晚会中抽离出来，放到另外的一个空间中；步骤二，在脑海中再一同观看小彩旗的旋转和整场春晚，前者恐怕没有人能连续看上4个小时，即便转者不晕，看者也晕了。

那么，我们会获得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至少于我而言，我获得了这样一种认知：如果不存在变化，时间则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春晚舞台上一个一个的节目，代表的是一种内容序列上的运动和变化（丰富性和自由度），那么，小彩旗的旋转则代表的是内容序列上的静止和停滞，“时间”在小彩旗的第一个旋转周期之后失去了意义。反过来说，惟有“变化”才会刺激人们的“时间知觉”。当然，关于“变化”这个词儿，我们还需要区分究竟是表面上的，还是实质上的。

那么，我们便有了两种时间感，一种是如小彩旗的旋转那样的“同质的相继”，作为“量”的时间；一种是如春晚节目的次第那样的“异质的延续”，作为“质”的时间。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的抱怨“生活每天都是这样，感觉在坐吃等死，没有一点改变，没有一点激情”，其实表达的是在作为“质”的时间的意义上“生命已死”。

“量”的等同是时间的伪装，在“质”的意义上而言，时间并不是同一性的，而是多样性的、个体性的，这就引入了“时间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态度和价值等都在各自的时间轴中运动，它们在时间延续、节奏以及被过去决定或者被投射到未来的程度等方面各有不同。当然，人类社会为了应对各种状况，不得不在各种层次和程度上采取共同行动，那么，钟表成了现代社会运转的最为基本的组织工具。不同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表现为精确的数字标识的钟表时间往往具有近乎魔法般的力量，它强迫人们与之步调一致，例如，伦敦、东京、纽约和新加坡的大金融市场不就是借助钟表联系在一起的吗？体现为个人生命的“质”的时间（“私人时间”）与体现为共同行动的“量”的时间（“公共时间”），不仅不可能总是协调一致的，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调和的。人们期望在日常生活中混在一起的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有更合理的分配模式，这可以说是现代人面临的基本困境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人们常说的“现代性焦虑”的重要内涵。

互联网时代：时间效用如何最大化？

一百多年前，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说，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尽管有人不舒服，但却无可争议，因为这是“停滞的帝国”的一个必然后果，那时候，中国人最不缺的恐怕就是时间，懵懵懂懂，浑浑噩噩。

不过，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了，其可以说是“变化”的同义语。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尽管局限于特定的范畴—在以超出任何人预期的速度增加，其必然后果之一便是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的增强。尤其是互联网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后，购物叫作“秒杀”，“微博”催生出“秒报”，恋爱叫作“速配”……中国人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感。

当我们的时代口号从“时间就是金钱”转换为“时间都去哪儿了”，这表明中国正进入一个需要“时间管理”的时代。按照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时间和金钱是平等的，时间属于稀缺商品，在互联网时代，时间被赋予了动态加速的能量：时间成了不断加速的创新的一部分，其表现为未来的消失和现在的扩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传统标识和分界不再是普遍有效的了，建立在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新的时间模式（“多重时间模式”）取代了时间的线性模式。那么，当下流行的热词“互联网思维”，表达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时间策略”，例如，小米手机实际上玩的是一种“时间游戏”。互联网带来的是“免费午餐”，但却是代价高昂的—每个人的“时间轴”成了兵荒马乱的战场、商家必争之地，例如，百度搜索是免费使用的，但我们不得不忍受其“夹带私货”—将竞价排名的商业信息强行塞进我们所要搜寻的信息序列之中，以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和时间分配。

“每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这是当下的“社会痛点”。“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那么，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如何更好地使用自己的时间储备抵制时间压力，如把时间的效用最大化呢？这既是“时间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所创立的“时间经济学”的中心课题。

当然，时间的个体性内涵本身表明了，不可能有一套一劳永逸的“放之四海皆准”的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时间配置方案，那么，这个问题最终解答还是要回到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历程中。不过，赫尔嘉·诺沃特尼在《时间：现代和后现代经验》中的建议还是值得记取的：时间一向都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重要的是要知道学习社会背景和时间架构和节奏，这些才是在社会中决定时间安排的规则。只有在快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和学习缓慢，只有在时间限制的背景下才能超越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