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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于宏观经济数据持续放缓，在无法期待外围环境能尽快改观的情况下，市场对政府发动刺激政策怀有很强烈的期许。虽然中央政府对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保持着较为谨慎的态度，各地地方政府却披露了一连串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所谓地方版四万亿刺激计划引发了众多议论和探讨。
但业内人士测算后基本对各地雄心勃勃的投资热情表示怀疑，因为上一轮大大超出中央计划的信贷膨胀已经大大透支了各地的融资能力，新项目的资金来源目前很不明朗。而且最为麻烦的是，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即便融资问题得到突破，今后的地方债务问题也将累积到惊人的地步，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该等计划显得极不现实。
与此同时，有很多声音认为中央限制地方发行债券并不合理，谁能发和不能发应该让市场来决定，甚至有人认为竞争能促进各地更健康的财政体质。就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来看，地方债券的存量巨大，也的确在利率体系的完善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天真的想法在中国要成为现实其实非常困难，放眼全球市场能决定甚至倒逼公债发行人洁身自好保持良好的财政纪律，可以肯定的说是幻想，目前的金融市场上最大的泡沫无异于公债，何来财政纪律而言。各国的累积债务滚雪球般的膨胀，日本因发行和利息偿还每年公债费用占到财政支出的22%，一旦通胀重来，苦日子还在后头。
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基本是用于教育，医疗，消防，卫生等民生行政的支出，很单纯的以今后的财政收入为担保。我国的地方融资平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便这些债务成功转换形态从银行贷款变成公债，它们多数直接挂钩在行政当局的政绩上而不是民生福利水平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论是纳税人还是行政当局作为负债方在将来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极高。实际上，在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不宜全面开放地方政府的发债权限。换句话说，如果非要允许地方政府自由发债，得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持债条件和比例。
就过去的经验来看，即便做到这样的监管，也要担心当年那些五花八门的基金会非法融资现象的发生。事实上中国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推进改革。政府单纯的放权不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因为众多领域我们根本就不具备市场化条件，住宅市场的畸形发展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反面教材。改革的核心只能是政府转变职能去促进，扶持和培育市场的发展，帮助非公经济部门去建立基本的市场体制框架并监督和维系市场的公正。
有意见认为，没有发展哪来的财政收入去维持甚至提高民生行政的水平。但就改革开放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行政服务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公务员体系原始而且效率和士气都极其低下。中国百姓无论贫富所享受到的行政服务水平其实只跟其社会关系网成比例。高速的经济发展没有给国民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高层决定调低经济增长目标，与此同时也该思考如何加速公务员体系改革，提高对居民的行政服务水平。这些领域的投资需求潜力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远比讨论是否开放发债权限要有意义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