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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PE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募资渠道上，证监会、银监会相继禁止代销PE产品，而退出渠道上，美国发不出，国内发不了，发审委门口排起了800多家的大长队，估计过不了几天，自知IPO无望的企业得走并购路线，到了那个时候，连并购重组委都得排队了，恐怕大家一直得排到富凯大厦大厅里去。
好消息是今年2月证监会的公募规定，让大家有了早春二月的春意，鼎晖、深创投等公司纷纷参加了3月22、23日的公募业务培训课程，为公募业务做准备。然而，课堂上朗朗书声还在余音绕梁之时，发改委的通知就来了：PE不能做公募，要求限期整改。
政策为什么这样？怎么会出现多头领导？说来话长，“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传到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像是一个襁褓之中的女婴一样需要大人呵护，因为其诞生之初就和科学技术有着密切关系，于是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就成了孩子的妈妈，后来孩子的名字也改成了“创业投资”。到了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大概2006年，发改委逐渐确立了新妈妈的地位。但是随着资本市场发展，专注投资中后期企业的创业投资（PE）增多，她所投的企业们也纷纷上市，敲响的上市钟声就像婚礼的鞭炮声，“女儿”长大成人了，而这就和证监会有了些许关系。而随着最近几年大量的受投PE企业上市、PE开始涉足一级半和二级市场、证监会壮大机构投资者的政策支持等原因，最终PE除了发改委“妈妈”，又多了个证监会“婆婆”。
因此发改委的通知一到，各大PE踌躇满志地成为中国KKR、中国凯雷的全资产运营公司的脚步突然停了，到底听“妈妈”的，还是听“婆婆”的？这是对三十多岁、刚过而立之年的“女儿”的拷问。
郭树清前主席对公募都发问：“IPO不审行不行？”，我不禁想问：““女儿”这么大了，还需要这样的多头监管么？能不能尽量市场化解决？能不能尽量由行业自律代替监管？如果需要监管，能不能最小化监管程度、透明监管、依法监管？如果需要出台通知、规定等，能不能更多地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个法律上的顶层设计，从而更加规范国务院下属部门的行政立法行为？”
“转变政府职能是新一届国务院要办的第一件大事。由市场负责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政府把该管的管住管好。我们现在管的事特别是不该管的管多了，结果可能是，干了市场的活，弱了政府的责，甚至失了政府的责。”这段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李克强总理刚刚在3月26日的讲话，就以此作为我对拷问的回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