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与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在5月9日上海社科院主办的上海亚洲金融合作论坛上,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明确指出:国务院文件已经确定要加快发展债券市场,下一步还将开放发债主体资格,允许境外机构在沪发行人民币债券。
上海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的步伐,标志着亚洲国家开始设法摆脱困扰已久的“斯蒂格利茨怪圈”。
“斯蒂格利茨怪圈”的典型症状是,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2%-3%)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这些“亚洲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
简单的说,这就好比一个人以低息把钱存入钱庄,然后又反过去向钱庄借高利贷。亚洲国家执行这种看上去有点匪夷所思的外汇储备管理政策,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分不开。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对亚洲各国金融决策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亚洲债券市场将是亚洲加强金融合作的突破口。
解套“斯蒂格利茨怪圈”
亚洲国家大量囤积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外汇储备耗尽的东南亚国家经济遭受重创。“斯蒂格利茨怪圈”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此前在上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东南亚国家的首相非常坦白地说,1997年金融危机让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一旦陷入支付危机而向IMF求救,其附加条款要求的一系列紧缩政策会让本国经济长期衰退。”
但囤积外储之后,亚洲国家直接面临外储投资管理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5月10日向本报记者表示:“如果外储一直被锁在金库里面,那就和一堆白条没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只好选择将外储投资于美元计价的债券。
但这是否是亚洲国家外汇储备的唯一选择呢?
“亚洲国家不能总是眼睛向外,把钱交给华尔街。” 袁志刚指出,“亚洲的储蓄应该消耗在亚洲,要把外储为己所用。”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所长马哈尼也向本报记者表示,亚洲要将外储循环起来,支持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此明显的道理,亚洲国家不可能看不清。但亚洲金融市场发展较弱,缺乏一个统一的债券市场,很难担当融资重任。1997年金融危机后各国虽有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尝试,但力度明显不够。东亚及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发行过2期亚洲债券基金,但总规模仅为30亿美元,与亚洲国家目前接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国家的处境更加恶劣。美联储今年开始收购美国国债之后,全球经济学家已经就美元长期走弱的趋势达成共识。亚洲国家以美元债券为主的外储投资本来收益率就不高,现在还将面临收益率降低甚至投资安全的问题。忍无可忍的亚洲国家,现在开始加快亚洲金融合作,来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
上海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积极,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中,上海已经把人民币债券市场作为优先发展目标,以拓宽亚洲金融合作空间。屠光绍副市长表示,上海未来将允许境外投资者进来发行人民币债券,并同其他债券市场开展合作。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干杏娣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建立亚洲共同债券市场的路线图是——各国设立合作交易平台,跨国界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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