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重建信任这一宝贵的社会资本-股票频道-金鱼财经网

国美之争结果今日揭晓,控制权最终落入谁手,这是中国商业界十分关注的焦点事件。我们在昨天的社论中已经说过,从社会的角度看,无论谁胜谁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9月28日重新出发的国美,如何赢得更光明的未来,实现社会的期望。

其实,对于国美之争的对阵双方而言,这场硝烟弥漫的商业“战争”甫一开局,就注定了一个并不愉快的结局。从曾经的亲密“战友”到“反目成仇”,巨大反差令人慨叹。而在过去的 50多天里,双方其实亦有平心静气坐下来和谈的机会,可惜,没有人愿意真正迈出富有诚意的一步,迫使国美之争不得不通过特别股东大会的方式裁决。

国美之争,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出了问题,也不纯粹是一场利益之争。事件的一个重要背景,恐怕要归因于双方对于彼此信任的缺失。特别是在黄光裕以戴罪之身离开国美之后,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由于缺少沟通,逐渐互相猜疑,最终发展到彼此失去信任。国美之争的背后,当然包含了许多其他的因素,但双方信任的缺失,起到了推手的作用,促使问题一步步恶化。

很明显,信任缺失问题不只存在于国美内部。跳开国美之争,我们认为,增进信任度的普遍提高,是中国商业界乃至中国社会的一大任务。信任是什么？信任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与商业资本。亚里士多德认为,信任是说服力的核心。在主要围绕利益展开交往的商业世界当中,失去了信任,就失却了商业和个人关系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国美之争由信任缺失引发,最终走到今天的局面,也几乎是一个必然。

关于社会资本的系统思考始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布尔迪厄将资本划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曾专门著书讨论“信任”,将信任视为一种社会美德与社会资本,推动创造了经济的繁荣。唯有在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体系里,交易成本才能大大降低,无摩擦经济方有接近实现的可能。

这就是说,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在降低整个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已有较完整的理论解释。其实,在中国的商业历史当中,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功能,也早就有所发挥。本质即为“委托代理关系”的东家与掌柜之间的默契,主要并非依靠成文的制度,而是彼此的信任与市场的声誉机制在发挥作用。

弗朗西斯·福山曾根据信任程度不同,将社会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低信任度的社会,主要指信任只限于血亲之中;另外一种是高信任度社会,这是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由此来观照当下一些股东与管理层交恶的案例,深具启发意义。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中,现代企业制度是难以真正建立的。如果信任的社会资本极度缺失,仅仅凭借法律制度,不足以构成现代企业制度能够正常运行的基础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家族企业即便已经成为公众公司,大股东也会努力掌握控制权,维持家族对公司的掌控。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什么样的东西在破坏信任,又有什么样的力量有助于构建信任？不用说,商业世界中的谎言与欺诈,正是破坏信任的罪魁祸首。比如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当中,上市企业虚假宣传、有意隐瞒信息等问题可谓司空见惯,甚至一些企业公然出现诈骗行为。当年的银广夏、蓝田等公司都属典型。反过来看,一些优秀的企业,比如万科(000002,股吧),之所以能够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持续获得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正是这家企业尊重立身之本,说到做到,日积月累,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

其实,在历史上,乡土中国是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资本的。比如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之间信用普遍较好;人们追求“无讼”,服膺于传统的正式制度之外的规则;同时,人们也追求“礼治”。可惜,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历史积累被大量透支,包括信任在内的社会资本远远让位于物质资本。由此更可看出,增进信任这类社会资本的累积,是亟须弥补的社会功课。

对于如何增进社会资本,学界普遍认为,理性的个人应该积极投资社会资本,追求守规矩、一诺千金,积极信任他人,创造他人对自己的“义务”。同时,政府应当主要在社会信用体系的保障以及传统风俗和习惯的谨慎处理等方面着力。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拥有高信任度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拥有较高公信力媒体的社会。拥有公信力的媒体,是促进信任这一社会资本提升的重要平台。

黄光裕和陈晓走向彻底分手,过程或许复杂,但一定起源于这样一个时刻:他们之间不再信任。我们的希望是,今天之后,让信任而不是猜疑、臆想和诅咒的种子重新开始生长,在陈黄之间,在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在国美公司和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撕裂性的攻击虽然能制造很多热点新闻,但并非我们乐见。信任的背后,是善意,是尊重,是自制与自我约束,是责任与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