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加密币很难成为流通货币，只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数字资产。”
“总体来说，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
“即使是央行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其具体使用也需要配套解决好投放与运行方式、信息载体、清算方式、管理规则、监管分工与风险控制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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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可以预期，乘着区块链发展的东风，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的数字货币，特别是央行数字货币也将迎来更快发展。
那么，从数字货币到央行数字货币，需要厘清哪些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本刊为此专访了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
厘清数字货币
记者：这些年，数字货币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中，从比特币的暴涨暴跌到Libra的横空出世，数字货币不断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9月24日，对于数字货币等热点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进行了回应，澄清了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方向。那么，对目前在全球蓬勃发展的数字货币，应如何去理解？
王永利：自2009年年初比特币推出开始，“数字货币”的浪潮此起彼伏，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升温。
2019年6月，世界著名的社交网络公司Facebook发布其计划于2020年推出数字货币“Libra”的白皮书，声称将要联合全球100家大型公司共同发起和管理为数十亿人服务的无国界货币。
之后，有关数字货币的讨论及争论更加热烈。这其中不乏大型互联网公司及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诸多著名金融权威也参与其中。央行数字货币或法定数字货币的呼声日益高涨。
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注意，即人们所说的数字货币实际上包括多种类型，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统一的口径，似乎很多人对什么是数字货币，甚至什么是货币都没弄清楚。那么，什么是数字货币呢？目前，关于数字货币的说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去中心化的网络内生的“数字加密货币”（也称为“网络加密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
二是与一种法定货币固定挂钩的“稳定币”，如USDT、USDC、GUSD、JPMC等，以及与一篮子法定货币按比例挂钩的“稳定币”，如尚未推出的Libra等。
三是中央银行可能运用新的信息技术推出的、适用于网络运行的数字货币，被称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
第一，以上三类数字货币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它们都是数字货币吗？或者说，这些所谓的“数字货币”，真的是货币吗？
第二，进一步思考，当今社会的货币，已经不再是实物货币，而是信用货币。但很多人对货币的认知还停留在实物货币阶段，现在亟需明确：到底什么是信用货币？为什么会发展成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
第三，再进一步，到底什么是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存款、电子钱包里的余额属于法定数字货币吗？如果不是，那法定数字货币又有什么特殊含义？其必须运用区块链技术才是法定数字货币吗？
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信用货币，另外两大问题将在后文分析。所谓信用货币的“信用”，不是发行货币的机构（如央行）自身的信用，也不是政府或财政自身的信用，更不是通过贷款等方式投放货币的商业银行自身的信用，而是整个国家的信用，是建立在整个国家可交换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国家信用。
为使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与其财富规模保持基本对应，就必须将货币的总量控制权上收到国家层面统一掌控，并以国家主权和法律进行保护，而不可能分散到民间组织自行掌控。所以，信用货币也就成为国家“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当然，货币还要发挥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的功能。为此，就需要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不断改进货币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不断提高货币运行的效率，降低其运行的成本，强化风险的监督控制。但无论货币的表现形态如何变化，其本质定位与核心功能不能改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不能改变。
对数字货币几大问题的研判
记者：我们知道，从“数字加密货币”“稳定币”等私人数字货币到央行数字货币，关于数字货币特别是央行数字货币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么，对于未来数字货币的发展，您的研判是怎样的？
王永利：其实，在明确了货币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后，就不难对数字货币相关热点问题得出清晰的判断，从而窥得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之路。
● “货币的非国家化”难以实现
在国家依然存在、主权独立难以消除的情况下，缺乏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与财富相对应的私人数字货币，试图替代国家主权货币，推动“货币的非国家化”（哈耶克极力推动），其违反了货币发展规律，不是进步而是退步，必然是无法落地实现的。
● “网络加密币”难以成为货币
比照黄金的原理进行设计、严格限定总量及阶段性供应量的网络加密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违背了信用货币的基本逻辑，其币值难以保持基本稳定，很容易大起大落，因而很难成为流通货币，只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数字资产，可以被用于投机炒作，或作为网络社区（商圈）专用币，但不可能取代或颠覆国家主权（法定）货币而成为超主权货币。
实际上，这类网络加密币过于强调隐私保护，难以满足金融监管的要求，很容易被用于非法交易，必须严格监控使用法定货币买卖这类加密币的合规性，特别要强调投资人使用法定货币买卖加密币过程中的“原名、原币、原账户进出”原则，防止将买卖加密币作为逃汇套汇、转移资产、商业贿赂、恐怖输送等的中介和手段。
● 与某种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只能是代币
需要明确的是，在一国只允许流通唯一的法定货币的情况下，并不代表不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被赋予特殊权利义务的“代币”的存在，比如娱乐场所的“游戏币”、一些单位食堂的饭菜票（卡）、一些商场的购物券（卡）、电子商务平台的积分或“token（礼券）”等。但这种代币必须在指定的范围内使用，而且只能原币进出，对其转让、赠送也要有所控制，防止其成为商业贿赂、贪污受贿的工具。
即使运用区块链等新的信息技术推出的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无论其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有何变化，同样只能是其挂钩货币的“代币”，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货币，不可能取代或颠覆法定货币，而且还必须接受代币的基本监管。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各种与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数字代币，除主要用于各种网络加密币的交易外，并没有发挥出其发行者宣传的那种“颠覆性作用”，实际应用场景有限，与法定货币相比，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优势，很多代币的寿命并不长。
● 与多种法定货币挂钩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很难实现
由于去中心封闭化的网络加密币以及只与一种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难以颠覆或取代法定货币。于是，有人开始设想以一篮子法定货币作为支撑，既希望获得法定货币的信用（价值）支持，又试图摆脱对单一货币的依赖，推出超国家主权的无国界货币，并抢占由此可能带来的颠覆性效果和巨大利益。
需要明确的是，只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跟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存在根本性不同：前者实际上就是其挂钩货币的“代币”，后者则不再是代币，而完全是一种新的货币。作为以一篮子货币为储备的无国界货币，没有独立而严格的监控，将是非常可怕的。
这种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思路可能起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SDR。20世纪60年代末期爆发美元危机时，IMF就设想推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SDR，取代美元作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不过，由于存在极其复杂的技术挑战并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特别是在美国的反对之下，SDR最后只能成为一种使用范围极其狭窄、规模非常有限的政府间特殊储备，难以成为一种全球流通的真正货币。
近年来，随着网络加密币以及稳定币的不断升温，IMF打造超主权世界货币的热情再次被激发，屡次发声要利用新的信息科技推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eSDR，并使其成为超主权世界货币。这也激发了更多机构推动超主权世界货币的热情，如Libra等。
Libra：很难成功
记者：谈到Libra，从最初引发世界各国的担忧，到支付巨头PayPal等的“退群”，以及10月23日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其可谓前景堪忧。您也曾指出，Libra很难成为超主权世界货币。那么，请您再谈一谈，数字货币特别是Libra目前还存在哪些发展难题？
王永利：对于Libra，很多人认为，依托其协会成员单位超过30亿人的庞大用户群，它将成为全世界用户群最大、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货币，将给法定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带来颠覆性影响，很多弱小国家的货币可能会被取代。
实际上，Facebook宣称的Libra“将为十几亿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服务，让汇款像发短信一样容易”，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夸张说法，只有收付款双方都是Libra注册用户且相互之间直接收付Libra才有可能。如果汇款人拥有的是非Libra的货币，则需要首先将其所持货币兑换成Libra，然后才能通过Libra体系汇出。如果收款人所在国不能直接使用Libra，收款人还需要将Libra兑换成其所在国家的法定货币。这样，整体来看，可能效率和费用就完全不一样了。
更重要的是，作为货币，跨境汇款的规模一般都无法与国内支付的规模相比，而在境内直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收付，远比使用国际货币更便捷。因此，对于一些致力于打造国际清算体系的机构而言，即使要运行自己的数字货币，可能分别推出与各国货币等值挂钩的“代币”，并主要在该国使用，比直接推出与一篮子货币按比例综合挂钩的无国界货币更具可行性。
如上所述，即使eSDR和Libra可能在技术和运行方式上有所创新，但其本质上与SDR并没有多少不同，不仅其架构设计与实际运行面临非常复杂的难题与风险挑战，很难落地运行，而且还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并会面临美国的坚决反对，都是很难成功的。
央行数字货币：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
记者：其实，对于央行数字货币，各国央行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研究和部署，以便抢占未来数字货币落地后的战略制高点。那么，对于央行数字货币，您怎么看？
王永利：总体来说，央行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
在网络加密币和稳定币不断升温的过程中，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也难以保持镇定，纷纷宣布要推出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或法定数字货币，一些弱小国家，特别是受到国际制裁、缺少国际通货的国家更加积极，并致力于抢占数字货币的先机。
但问题是，央行数字货币到底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还是像比特币、以太币一样是全新的网络加密币？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晰，实际上，很多国家的央行都是比照比特币、以太币那样的网络加密币来研发央行数字货币。
但是，比特币、以太币等网络加密币特别强调“去中心”，这本身就与央行主导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和冲突。同时，数字货币没有现金，而现实社会中要完全消除现金短时期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即使能够比照比特币、以太币推出央行数字货币，那也将使得央行要长时期保持两套货币体系同时运行，这同样是非常困难与危险的。
另外，随着比特币、以太币等网络加密币所存在的问题的暴露，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信用货币）。比照比特币、以太币等打造央行数字货币实际上是走上“歧途”的真相越来越被广泛认知，很多国家和央行对数字货币的冲动已经弱化，原来非常积极的英格兰银行于2018年宣布停止数字货币的研究计划。
不过，不能比照比特币、以太币等打造央行数字货币，并不代表不能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推动货币的数字化及其运行的智能化，同时还能不断提高其运行效率、降低成本，以及严密监控。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及其运行的智能化毫无疑问应该大力推动，特别是尽可能减少现金的印制与使用。
当然，即使是央行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其具体使用也需要配套解决好投放与运行方式（一级模式、二级模式）、信息载体（如智能手机、卡片及刷脸支付等）、清算方式（连线实时清算与离线适时清算）、管理规则（包括账户或钱包分类等级与存款限额、每笔及每日支付限额、备付金的托管等）、监管分工与风险控制等诸多问题，平衡好安全性与便捷性，实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严密风控的目标。
总的来说，面对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的货币金融，需要充满敬畏与谨慎，即使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货币数字化风口，也要保持必要的冷静与克制，要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定位与核心功能、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
其中，货币的表现形态可以不断变化，但本质定位与核心功能不能改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不能改变。货币形态的改变必须有利于提高其运行效率，降低其运行成本，强化其风险监控。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准确把握货币金融的本质属性与根本要求，及时准确地进行合理监管，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频繁发生。偏离这些本质属性与根本要求，急于标新立异、急于抢占“领先”地位，急功近利地推出新的货币概念、货币理论、货币体系、金融创新等，都是难以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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