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白滔：论数字货币八大冲突（二）区块链委员会2020-11-10 09:21:54
原创 龙白滔 数字经济公社
2.7 货币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 vs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不足
前文阐述了信贷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即“还本付息的确定性”与“计息债务的不确定性”的失衡带来债务积累。这与Hyman Minsky的理论是一致的，Adair Turner在新经济思想学会2016年年会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稳定》的主题演讲也有同样表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失效，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变成“新常态”，例如多轮量化宽松、前瞻指引、零/负利率等。今年新冠疫情触发的金融危机，也在逼近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极限，例如量宽升级为“无限量宽”，但效果仍然有限。因此当CBDC作为一种新形式央行货币出现时，有央行考虑将CBDC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行性。但因为不同的央行拥有迥乎的货币政策空间，因此他们在是否将零售CBDC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观点截然不同。
欧元区已经在负利率泥潭挣扎十年，现在的政策利率在-0.5%。ECB遍尝各种功夫无法逃出生天，CBDC或许就是“死马当活马医”。ECB的《数字欧元》报告分析，“通过为数字欧元设定利率以直接影响非金融部门的消费和投资选择，可能会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这种机制的力度尚不明朗”。这种机制的理论前提是，如果现金消失，引入CBDC可以有助于消除零利率下限并拓宽货币政策可选项。根据BIS/CPMI发布的《CBDC》，“CBDC和现金将长期共存”。在数字欧元不会取消欧元现金的前提下，ECB仍然考虑把CBDC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能是将着重考虑CBDC的总量控制的可行性。
PBoC行长易纲表示，“要珍惜宝贵的货币政策空间”。中国目前尚未启用任何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因此将DC/EP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不是PBoC的可选性，但PBoC确实会使用DC/EP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例如，虽然DC/EP主要是现金M0的替代，但作为数字化形式的央行货币，DC/EP的流转速度比现金快了不知道多少倍。考虑一下你钱包里或者作为私房钱的现金多久才被使用一次？再对比一下你刷信用卡或者支付宝支付，似乎没有花钱的感觉，但钱嗖嗖嗖就没了？这就是物理现金和电子化/数字化货币流转速度的差异。因此DC/EP有助于现金的快速回笼，并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另外，根据小道消息，PBoC在测试民生和低保、以及中小企业信贷场景。前者是为确保财政资金快速、有效达到特定人群，避免损耗，后者是避免资金用作它途，两者都关乎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如前文讨论，这些DC/EP的用途可能使PBoC获得驯服“金融危机”的能力，并且显著提升货币和财政效率。
自信的FED一直在探索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很早就坚称，不会考虑负利率或零售CBDC作为零利率下限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我们现在知道FED就像笔者高中时候“白天装X看报纸，半夜加班刷考题”而考上清华的伪学霸。FED自己是开卷考试早就知道美国即将陷入另一场衰退，所以一直偷偷在修改货币政策框架。从2019年中故作蛋定启动“充足储备框架”和重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但坚决否认这是新一轮量宽。本来想偷偷蒙混过关，结果今年新冠疫情彻底打乱了FED瞒天过海的如意算盘，让这场衰退提前到来。FED毫不犹豫扯下底裤，开启了零利率和无限量宽的骚操作，把整个金融市场吃进资产负债表也在所不惜。最近又提出了“平均通胀目标”的新路子。看FED这副搏命的姿态，我们相信，FED有办法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内解决问题。不过也有人持悲观态度，纽约联储前行长Bill Dudley近日撰文称，“FED真的已濒临弹尽粮绝”。我们走着瞧。
2.8 中心化权力 vs 个人权利
CBDC赋予了货币体系中心化部分更大的掌控权，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可追溯、抗篡改的特性使得中心权力可以获得链上每笔交易的细节。这改变了传统现金提供的匿名性并削弱了用户隐私保护。
因此CBDC概念初期，隐私保护是央行重要的顾虑，特别是在传统重视用户隐私保护的欧美。但隐私问题被过于放大了，央行们并不像普通人预期那样重视用户隐私。当隐私问题被单独讨论时，保护隐私总是政治正确的，但当需要做权衡时，隐私总是第一个被妥协的对象。各个央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本质差异，区别只是掩饰程度的不同。
PBoC甚至都没有经过形式上的“公众咨询”就替公众做了选择，以“可控匿名”取代了现金的绝对匿名。中国人民特别能忍耐、对政府高度信任，在面临此种“隐私降级”时基本没有异议。今年新冠疫情爆发后，采集并高强度使用个人路径已成为防疫标准措施被全国范围内使用。在人类集体应对高度未知的疫情时，个体往往更容易让渡、牺牲个人权利。DC/EP的“可控匿名”完美搭了便车。
ECB行长2020年初在评价ECB发行CBDC的优势时称，“隐私是ECB发行CBDC的优势，也是我们唯一的优势”。潜台词即，作为欧元区货币发行机构，ECB拥有最高等级信誉，每个公民可以无条件信任ECB在用户隐私保护方面的承诺。没有意外地，《数字欧元》报告中体现了与PBoC相似的“可控匿名”。
FED理事多次谈到CBDC时，表示FED面临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保护用户隐私的复杂均衡。但当FED决定CBDC是一个必要选项后，隐私保护就不再被提及。历史总是重演，美国2002年通过的《国土安全法》赋予警方更大的监视互联网或监听电话的职权范围，公民只需要无条件相信“政府会严格保护公民的隐私”。
央行界也有另一种共识，CBDC加强了用户隐私保护。因为过去用户使用存款货币时，商业银行已经拥有用户的全部交易细节。商业银行在保护用户隐私方面也确有不良记录，例如今年中信银行违规将储户个人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此举遭到监管重罚以“杀鸡儆猴”。央行界认为，当用户更多采纳CBDC后，数字化交易信息将对央行可见而对商业银行不可见，央行在用户隐私保护方面比商业银行可信得多，因此用户享受了加强的隐私保护。这种神逻辑来自高大上的国际央行界，令人惊讶。
此外，央行作为货币体系的中心化力量，自然倾向扩大自己的权力。这种权力部分为好的目的。但尚不存在一种制度或技术，能够完全避免中心化力量作恶。所以又回到笔者在“区块链对人类社会治理的意义”小节中提出的问题。
现在的答案是，无解。“中心化权力 vs 个人权利”冲突永远存在但均衡从未达成，因为个人权利永远是被牺牲的。本小节其实是伪命题，仅为文章完整性目的存在。
3 全球稳定币的监管共识与Libra动态
3.1 全球稳定币监管迷雾和Libra的命运
G7联合声明和FSB正式《全球稳定币》都称，“任何全球稳定币在得到充分监管之前不应该被启动”。全球媒体普遍解读FSB和G7反对Libra上线。但笔者今年5月份发表的文章《DC/EP vs Libra，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正式拉开序幕》（以下简称《DC/EP vs Libra 》）预测，“Libra将于今年Q4上线”。有读者断言“Libra没有出路！”，也有好事者忙撰文，“Libra给其它全球稳定币的教训”云云。笔者真的预测错误了么？
且慢，笔者从来坚持以情报分析手段来分析数字货币国家战略，依靠妓者新闻报道来做情报分析有失“砖业”，而中美在全球稳定币方面的烟雾弹，不失为一场情报战，虚虚实实，精彩异常。
9月初，BIS/CPMI秘书长与Libra首席经济学家通过在线会议《数字货币与支付》讨论了跨境支付和Libra项目进展，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谈笑风生，一团和气，更像同袍战友而非猫鼠两方。笔者一位好友，甚是了得，一直为MAS提供技术服务。出人意料的是，（位于新加坡的）各大银行极其欢迎Libra，平均每家准备了近千万美元预算集成Libra网络基础设施，因此朋友近半年收钱收到手软。朋友今年12月份将在MAS和Libra的支持下，联合各大银行向全球金融机构做展示。如果再勤奋一点，可以观察到，Libra已经于10月17日低调发布v1.0.0代码，这已经不再是测试版本了。
所以一定是漏掉了什么重要信息。笔者用沙里淘金的劲头，终于在FSB官网上查到了一份不起眼的文件，是针对《全球稳定币》的公众咨询反馈。该文件澄清，“任何全球稳定币项目在得到充分监管之前不应该被启动”的建议，“不妨碍在相关司法管辖区的相关当局的适当监管下，建立概念验证或实验性的”稳定币项目。结合《DC/EP vs Libra》的分析，瑞士FINMA（金融市场管理局）就是所谓的“相关司法管辖区的相关当局”。FINMA负责向Libra发放支付牌照。Libra首席经济学家Chrisitian表示，“基本上，如果Libra希望运营一家银行，这（FINMA的牌照）就是全部所需要的”。据推测，FINMA学院由多家货币当局和国际金融机构（如IMF）组成，在“Libra货币篮子的组成及其权重”方面拥有话语权。笔者推测，组成FINMA学院的多家货币当局为美联储C6和C9货币互换协议的央行，并且FED拥有FINMA学院的决策权，就像FED在IMF/WB的话语权一样。
所以谜底终于被解开：Libra将于今年12月低调上线，明年将进行大规模推广。考虑到Libra目前在AML方面严重不足，因为零售用户AML比机构用户AML复杂很多，因此机构业务先行上线，零售业务需要待加强AML之后。
3.2 监管与被监管的观点
根据BoE行长Andrew Bailey的《重塑》演讲和FINMA CEO Mark Branson近日在华盛顿金融科技周有关监管Libra的发言，我们可以拼凑出目前G7对Libra的一些监管预期。
首先，Libra被视为“系统性支付链”。在系统性支付链中使用全球稳定币，在价值稳定性、法定债权的稳健性和以法币按平价赎回能力方面，尚未达到商业银行的标准。就是说，全球稳定币不能保证随时等价转换为法币，且在运营实体破产的情况下，对收款人和消费者缺乏明确的规则和保护。
其次，即使全球稳定币有主权债券的支持性资产，仍然存在重大的市场、信用和流动性风险。这点顾虑是合理的。Libra声称自己“没有期限转换”。严格地说，与随时兑换成美元现金的承诺相比，即使储备都是三个月以内的美元国债仍存在流动性风险。Libra储备结构与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类似。对比PBoC在管理（货基+第三方支付联动）的流动性风险时，为单个货基的账号设置了每日提现额度上限，这就是针对流动性风险的缓释措施。在极端情况下，例如今年3月的金融危机，美元国债市场就发生了抛售情况，这是典型的市场风险。因此针对Libra有额外的资本缓冲要求是合理的。
第三，如果全球稳定币希望在境内展开基于当地货币的规模化经营，需要成立实体（类似针对外国银行在国内开设银行子公司的要求）。
第四，为全球稳定币建立“一组基准预期”，以避免监管碎片化。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跨境协调，以避免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机会。FINMA CEO称，FINMA学院包含了大约30个国家（注：FED的C6和C9共计33个国家）的货币当局以协调对Libra的跨司法管辖区的监管。
第五，全球稳定币的起点应该是单货币稳定币，“不应该在会走路之前就奔跑”。针对多货币稳定币的前景其实并不一定悲观，BIS/CPMI秘书长预期“三年后（2023年）将会有一个多币种的Libra”，这与FSB在《跨境支付》中给出的时间表一致。
兼听则明，让我们看看Libra首席经济学家如何看待Libra。
首先，Libra聚焦于解决支付问题，而非货币发行。
其次，Libra将达到《巴塞尔协定III》要求的资本充足和缓冲要求。这看起来似乎超出了当前支付系统的标准预期，虽然Libra类似全储备的“狭义银行”专注于支付，但Libra储备结构带来了市场和流动性风险等，因此更严格的资本充足和缓冲要求是适当的。
第三，Libra在AML/CFT方面做得很欠缺。MAS技术供应商朋友传达了一致的信息：Libra消费端业务还需要增强AML/CFT等功能，因此企业端功能将先行上线。
第四，Libra使用现在的储备结构（三个月内的短期国债+现金等价物）是为减轻任何信用、市场风险造成的损失，还需要考虑利率冲击的流动性风险和网络运营相关的操作风险。当CBDC在Libra网络可用时，将直接换过去，以彻底消除任何储备管理风险。
第五，协会的运作，从经济学角度与标准制定组织（注：BIS、FSB等）很像，分布式治理，继续增加会员扩充和延续会员资格的透明度。
第六，因为AML/CFT的顾虑，Libra更新的白皮书放弃了无许可网络的计划，但采用了市场设计、竞卖设计和其它一些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重现了无许可网络的一些良好经济特性。
3.3 理解G7在全球稳定币上的多重面目
读者可能会困惑于G7监管在全球稳定币立场的矛盾两面：公开地，认可私营部门创新对增强金融服务供给效率、金融包容性等方面的好处，但也高度警惕潜在的金融稳定性风险，因此反对全球稳定币在得到适当监管之前被启动；私下里，与私营部门的全球稳定币项目Libra暗通款曲，大开绿灯。如何理解这种分裂？
媒体的基本作用就是塑造受众认知，公开信息就是信息源头希望公众知道的东西。那么G7希望世界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
希望世界知道的是：G7首先在内部有效协调全球稳定币问题，因此在所有相关问题解决之前，全球稳定币在G7内部处于“被抑制”状态。G7审慎、开明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油然而生：在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鼓励了私营部门创新。
这些“光伟正”背后，是更多G7不希望世界知道的事实。首先，G7抢夺了本应在G20/FSB国际合作与协调框架下的全球稳定币标准的主导权，将中国排除在外。意图是在标准和制度方面领先中国，并且通过监管塑造Libra的远景和商业模式使其服务于美元体系的“巩固并延伸美元霸权，侵蚀并削弱人民币”的战略目标。笔者《DC/EP vs Libra》就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放任全球稳定币项目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是中国）的运行，在获得“试运行”经验的同时可以“替换人民币”以削弱中国货币主权，损人还利己，这笔买卖非常划算。第三，瑞士和新加坡不属于G7或G20，其金融发达、鼓励创新氛围且表面政治中立的形象非常适合“策应”G7在经济金融方面的举措，瑞新两国也确实长期扮演这种角色。瑞士FINMA解决牌照，新加坡MAS繁荣金融市场生态，Libra从上线开始就能获得某种“全球合法性”和相对完整的生态。笔者在2019年底完稿的《传承与创新》中明确指出，“Libra将首先在瑞士和新加坡上线”。
综合来看，Libra极具侵略性，但却形成了“Libra因为创新被严加监管”的全球舆情，引发了广泛“同情”，美国非常成功地隐藏了其（进攻性的）数字货币战略。
4 G7主导CBDC国际标准
与PBoC在DC/EP上积极进取的势头不同，发达经济体央行对CBDC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争议和纠结。CBDC概念初期，其对银行“去中介”效应、潜在金融稳定性风险、个人隐私的冲击等，使西方央行对CBDC保持高度警惕。之后他们通过深入理论研究探索出缓释措施，例如CBDC总量控制、灵活的计息和限额策略、替代性贷款工具、限制CBDC仅替代M0场景等，以减轻银行的焦虑。也因为焦虑PBoC在DC/EP的先发优势引发金融权力东移，西方央行对CBDC的态度从排斥、谨慎逐渐过渡到正面，开始认真考虑发行CBDC的可能性，并组团争夺CBDC标准制定权。
西方对中国DC/EP先发优势的焦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先发者掌握标准、制度等方面的话语权。标准覆盖技术选型（例如中心化 vs 去中心技术架构、基于传统账户 vs 基于区块链、通讯信息报文格式、个人身份识别方案和运营时段安排等）、系统互联方式、跨境业务标准、法律和监管框架等。制度包括CBDC与央行货币M0的关系、央行-商业银行模式、央行对居民隐私的处理等。其次，先发者通过数字形态的央行货币获得“数字优势”，打破传统货币均势，可能威胁后进者的货币主权。
因此西方央行结伙在BIS/CPMI平台上组织了CBDC小组，各个成员国各怀鬼胎：美国力争全面打压中国，CBDC自然不可遗漏；欧元区的德法担心中国先发优势掌控标准方面的话语权；日本作为中国近邻，拉拢西方遏制中国是其自然选择。七国CBDC小组的第一份工作成果《CBDC》定义了三项基础性原则：不干扰或损害央行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性的使命的能力；与现金和准备金长期共存；创新和效率。“与现金长期共存”可能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原则，这约束了央行中心化权力在刺探个人（隐私）权利方面的可能空间和潜在伤害程度，并限定了CBDC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能性。不意外地，笔者预期G7会批评，PBoC“缺乏国际协调、单枪匹马往前冲，危害国际金融体系安全，且缺乏透明度”，并称“这不是负责任大国该有的样子”。
虽然G7在标准层面排斥中国，但都没有能力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与中国脱钩，特别是欧元区等还希望深化和巩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这里总结一下，G7主导了三方面的标准制定工作：跨境支付、全球稳定币和CBDC。PBoC参与了第一项，被排斥后两项，但第一项紧密关联了其余两项。这说明两个事实：G7的目的在于削弱中国的先发优势，并争夺制度和标准的话语权；G7并不想脱钩。这两项符合前文描述的美元主导层次化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毕竟，全球稳定币和CBDC都只是过去货币的新物理形态，它们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国际货币竞争的基本面和格局。
5 美中欧数字货币战略决策与动态
5.1 美国：最成功、最低调和最老到的进攻者
美国数字货币战略决策的关键因素包括中美冲突、金融去监管吸引国际资本、公私协同实现全球稳定币在数字世界延伸美元霸权。阻止人民币崛起是美国的核心诉求。
故事开始于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向世界宣布其创造全新货币体系以“服务世界范围内没有享受金融服务的人”的伟大理想。最早，笔者就看穿了Libra是披着羊皮的狼，从2019年6月到现在对Libra的预判几无失手。
笔者理解的故事线是这样。小扎有了在数字世界充当“世界总统”的梦想，于是找到FED倾诉。而FED正在苦恼中，看着渐露颓势的美元和崛起的人民币，FED深知必有一战，但却无计可施。两边一拍即合迅速形成共识：Libra以私人数字美元形式在全球数字世界巩固并伸张美元霸权，因此战略核心是建立数字美元的全球制度和标准。FED的牌照就不好使了，因为Libra的使命是星辰大海，否则像PAX偏居国内做个安静的美元稳定币就好。放眼一看，瑞士是个好地方，因为支付、货币和银行相关的大部分国际标准都由位于巴塞尔小镇的BIS和FSB制定。瑞士金融发达、鼓励创新，最关键的是，“政治中立”，因此瑞士的牌照具有全球“合法性”。FED将Libra安排给小弟瑞士监管FINMA，并纠集了与FED已建立美元互换协议的一众央行和IMF组成了FINMA学院，来决定Libra关键事宜。在FSB框架内由G7主导全球稳定币标准。欧洲是G7里的小弟，但一点不傻。创立欧元的初衷就是与美元争夺货币霸权，虽然壮志未酬但好歹现在两强（在欧洲）处于均势。一旦Facebook为美元赋能“数字优势”，欧洲要紧事就是保住自身金融、经济甚至政治主权！G7内部还是要讲道理的，不能硬来。欧洲其实已经“苦（美国）BigTech久矣”，反垄断调查、数据保护法案、数字税法，轮番上阵修理BigTech但收效甚微。所以欧洲吃了秤砣要给Libra施加足够管束，否则美欧均势将一边倒地倾向美元，欧元可能保命都困难。Libra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如何横行，自然是别家的烦恼。客观地说，G7乐见Libra冲击到人民币主权。
美国的国内策略则是尽早为稳定币设立偏向宽松的监管方案，以吸引创新和国际金融资本。因此美国境内老早就已运行合规的美元稳定币，以及数字资产存托和交易服务。
FED对CBDC的态度在2020年初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财政部声称“五年内不考虑发行CBDC”转换到“保持密切关注并积极研究和实验”。8月波士顿联储宣布与MIT联合研究CBDC。笔者推测，美联储大概是应日本央行的“G7应联合对抗中国DC/EP”的号召加入BIS/CPMI七国CBDC小组。法国央行行长称，“美国的方式可能是，发行CBDC，但位于私人全球稳定币的后端”。可推测，美元CBDC主要作为后端支持类似Libra的全球稳定币，并在可共享的基础设施上（例如Libra网络）提供美元CBDC的可互操作性。欧洲监管认为Libra现有储备管理仍然有市场、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作为改进，Libra预期未来多家央行直接在Libra网络上发行CBDC，这样可以彻底消除Libra储备结构的任何风险。笔者推测，FED在CBDC态度的转变是为更好地支持美元全球稳定币，以及为削弱数字人民币的优势。
通过全球直播数轮国会听证，美国成功地塑造了小扎和Libra挑战美元霸权的极客英雄形象，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为Libra全球采纳做足前戏。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看穿看透就很简单。
总结来说，美国通过G7抢夺了数字技术的标准主导权，削弱了中国DC/EP的先发优势；公私部门密切协同推进全球稳定币战略，并通过公众号和媒体成功隐藏其战略意图。
直到现在，在中国，歌颂Libra崇高远景者仍众，哀叹悲情小扎者仍众，坚称Libra无路可去者仍众，美国数字货币战略能糊弄蒙混如此多人，美国无愧最成功、最低调也最老到的进攻者！
5.2 欧元区：最憋屈的小弟
欧元区数字货币战略决策关键因素包括东西冲突、强势货币对己方货币主权的可能侵蚀、欧洲的公共部门与非欧洲BigTech的冲突、货币和财政失调以及非常规货币政策甚至失效等。
东西冲突在欧洲的核心并非压制中国而是标准主导权之争。欧元区支付系统严重缺乏自主性，严重依赖例如国际信用卡计划和BigTech等非欧洲参与者，缺乏对业务连续性、技术、商业决策和数据保护、使用和存储方面的控制。ECB《数字欧元》报告警告，“全球稳定币虽然可能助力创新但也可能威胁欧洲的金融、经济，最终政治主权”。虽然不方便明说，但欧洲最担心的还是带头大哥的熊孩子Libra在自家花园横冲直撞，只能希望通过FSB的平台给Libra“立规矩”，在实施有效监管之前抑制其在欧洲大规模推广。欧洲约束BigTech的努力还包括数字税和数据保护立法、以及反垄断调查。虽然欧洲与中国的经济金融联系在加强，但慑于大哥淫威，还不得不帮助大哥围殴中国，抢夺了数字技术方面的标准主导权。
欧洲金融精英极其渴望找到有效的手段保护欧洲金融主权，法国央行行长承认，缺乏源自欧洲的“全球性社交网络”为“欧洲当局想要建立更强大、更自主、更具创新性的欧洲金融部门”带来了风险。因此欧洲在CBDC和市场化的泛欧支付方案的探索上极其卖力，因为这是他们不多的机会。
因此欧洲在CBDC的理论探索方面卓有成效，最早提出了分层计息方案并专门提供长期、优惠利率的贷款工具以缓释去媒效应。欧元区几十家银行发起欧洲支付举措（EPI）来建设泛欧的零售支付前端，但它面临是否能获得庞大（零售）客户群和大型商家采纳的挑战，毕竟目前非欧洲的支付系统把欧洲客户伺候得很舒服。
ECB管理委员会称，已经发起了数字欧元的公众咨询，计划明年中结束，届时将决定是否发行数字欧元。事实上，ECB拥有超越国家的独立性，其决策层并不需要接受任何政府指令来决策货币问题。这种措辞只是为ECB的数字欧元举措争取更广泛的政治支持。笔者在《传承与创新》中曾评论，欧洲应对BigTech挑战的最佳方式是“发行零售欧元CBDC”。
欧元区挣扎欧债泥潭有十年余，眼见负利率从非常规货币政策变成“新常态”，“新常态”也已经逐渐失去效力。长期“濒死”的压力让ECB对尝试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和机制非常开放。横竖都是死，试试数字欧元又何妨？
总体来说，欧洲在数字经济时代里最大的威胁来自大哥家里的BigTech，欧洲也最终决定发行数字欧元和推进泛欧零售支付方案来应对这种威胁。同时，还不得不配合大哥围殴中国抢夺数字技术标准主导权。确实是最憋屈的小弟！
5.3 中国：最失败的优等生，但前途星辰大海
中国数字货币战略决策的关键因素包括东西冲突、强势货币对己方货币主权的可能侵蚀、公共部门与BigTech的复杂均衡、以及货币和财政的协调等。
东西冲突的核心是人民币国际化诉求。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并没有随中国经济力量同步增强。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比例分别为50%和60%，虽然中国GDP已经接近美国七成，但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比例都长期徘徊于2%。SDR中美元和人民币的权重分别为41.73%和10.92%，看起来差距小了很多，但SDR一直没有被实际广泛应用于国际支付和储备。因此，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与GDP占全球六分之一的体量严重不相称。此外，被“数字优势”加持的数字美元，如类似Libra的全球稳定币，不仅会侵蚀中国货币主权，还会愈发压缩人民币国际化空间。
数字化后的央行货币在国内和跨境场景中更易获得和更易使用，有助于提升数字人民币对本国居民的吸引力和促进非居民采纳。数字人民币也会成为中国全球支付和清算基础设施一部分，为避免美国基于SWIFT对他国美元经济进行监控和实施长臂管辖提供了可选项。因此中国可能视数字人民币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实力的新机会。
因此，在国际数字货币竞争中，数字人民币更像一种“防卫型”工具。DC/EP主要用于国内用途，PBoC正欲为国际用途再开发另一版本的数字人民币。
针对国内现金使用减少的趋势和BigTech渐增的垄断市场力量，PBoC发展数字人民币也为维护货币权威、消除市场壁垒和割裂以及创造公平市场环境。
PBoC在前行长周小川治下于2014年底开始了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工作，在2019年6月Libra发布白皮书之后显著加速，于2020年4月进入试点运行，并在9月宣布“取得阶段性成果”和下阶段“扩大试点范围”。PBoC如此及早和迅速推进该项工作，与PBoC较少受商业银行游说影响以及“边干边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务实精神有关。
从过程和结果来看，确实存在缺乏整体规划导致现在持续打补丁的问题。早期的中国可能会丢失先发优势，G7通过主导数字技术相关标准排斥了中国并抵消了其先发优势。中国还可能被批评缺乏透明度和国际协调。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BISIH负责人Benoît Cœuré发言强调“央行需要在CBDC上加快协调”。
做了优等生工作，但只能收获差生评价！
但中国是公共部门主导数字人民币，而不必像西方央行般受束缚于既得利益。因此PBoC在CBDC探索上没有禁区，例如监视和控制货币创造与分配，以及协调货币与财政等，因此可能最大化数字人民币的潜在收益。
结合笔者近期获悉的内容，以及PBoC副行长范一飞近期发言《数字人民币的定位》，可以一窥数字人民币的一些变化。首先是发行数字人民币合法性的问题，笔者在10月17日井冈山革命金融博物馆讲到“因为《人民银行法》只授权央行发行纸币和准备金形式的央行货币，近期会修订《人民银行法》为发行数字人民币提供法律依据”。10月23日央行就发了这样的通知。发行数字法币的法律依据是全球央行的普遍问题，ECB也计划修法。因此，观察数字法币修法的进度可以大致推测一家央行在CBDC方面的决心和进程。其次，范行长强调了数字人民币“主要”替代M0，这种措辞保留了数字人民币代替部分M1/M2场景的可能性。笔者获悉，某国有大行正在执行央行“政策性”任务，即测试数字人民币用于中小企业信贷。笔者推测，在该场景中，数字人民币不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和产生存款负债的过程，仅仅替换新增贷款的发放环节。这表明，PBoC希望掌握更强大的货币创造和分配权力，这有助于PBoC找到解决“金融危机”的钥匙，是“核武器”级的监管能力。第三，笔者获悉，数字人民币将应用于养老、低保等民生场景，这凸现决策层希冀数字人民币可以提升财政效率。综合考虑深圳政府与央行联合进行的数字人民币红包测试计划，笔者预期在数字人民币上将实现更协调的货币与财政。第四，测试钱包显示数字人民币英文代码是“E-CNY”，这暗示可能为离岸用途保留“E-CNH”。据悉，央行正计划新开发一种面向国际用途、更商业中性的数字人民币，新版可能是由私营部门而不是由PBoC主导。这为增强数字人民币的公私合作带来了一丝曙光，也暗示央行对私人版数字人民币持开放态度。第五，范发言称“要审慎选择在资本和技术等方面实力较为雄厚的商业银行作为指定运营机构，牵头提供数字人民币兑换服务”，因此只有一部分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向PBoC批发数字人民币。试运行后的这种调整可能是为更精准地控制数字人民币流通总量以减少去媒效应，和为了减少钱包等技术基础设施的碎片化。第六，范发言称，央行将像处理现金一样承担数字人民币相关的“设计、生产、调运、仓储、回笼和销毁成本”，“央行不向发行层收取兑换流通服务费用，商业银行也不向个人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兑回服务费”，但数字人民币潜在的流通成本并未提交，这里可能需要考虑商业模式的安排。
PBoC积累了丰富的BigTech治理经验，包括第三方支付断直连、备付金托管至央行且不计息、发行数字人民币等。BigTech都有一定程度国际化，尤其在“一带一路”国家，因此BigTech会是PBoC在境内和境外推广数字人民币的“肱骨之臣”。
总体来说，数字人民币目前是最失败的优等生，但前途星辰大海！
6 中国数字货币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6.1 挑战
首先，数字人民币作为新物理形态的人民币，会继续被排斥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外，形成“货币孤岛”。西方虽然不会与中国经济金融脱钩，但是可以加大人民币被采纳的门槛和难度，削弱人民币国际化实力和中国整体的金融力量。
其次，G7已经成功攫取数字支付、全球稳定币和CBDC方面标准和制度话语权，中国DC/EP的先发优势被削弱。
第三，作为西方打压中国的常规手法，妖魔化、意识形态化中国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数字人民币成就。可能通过IMF/BIS/FSB等平台批评中国，DC/EP过于政府主导、市场化不足、透明度不够、缺乏国际协调等，可能威胁他国货币主权、恶化国际货币体系碎片化并威胁全球金融稳定，以此削弱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在金融监管、数字货币方面成就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但正如Nomi Prins在《金融的权力》中公正地写到，“国外的政客和媒体指责他（周小川）与中国央行在货币相关的政策方面缺乏透明度。但这些美国领导的、常常是随意提出的批评很少有数字依据”。
第四，中国主流经济学和金融理论与历史和现实严重脱节，这一恶果也已经体现到数字货币相关领域，例如缺乏对人民币与其它国际货币之间、数字人民币与其它国家数字货币之间、数字人民币与新的科技垄断寡头之间关系的正确认知。错误的思想必将导致致命的结果，所以思想上的纠偏迫在眉睫。
6.2 应对
中国应对策略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坚持高水平的金融改革和开放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在国际上和国内宣扬、传播和教育中国金融治理理念和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发挥私营部门的力量推进私人版数字人民币等。
6.2.1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多边和提升透明度
首先，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这里主要体现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互换协议的数量。针对人民币被排斥于美元全球货币互换网络之外，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人民币全球货币互换网络。截至2020年6月，已经与39个国家建立双边互换协议，总额度3.47万亿人民币。虽然这是全球最大货币互换网，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激活货币互换协议。积极与C6和C9协议国家央行建立双边互换协议，例如已经与日本和英国央行完成协议建立，欧洲央行今年开始持有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大概率中欧货币互换协议就在眼前。
其次，在目前美国推行单边和利己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承担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并发挥影响力。具体地，针对美国希望弱化欧洲主导的《巴塞尔协定III》以建立“美国准则”，中国可以在BIS和FSB的平台上支持《巴》协定。PBoC在过去数年一直在努力推进《巴》协定在中国的实施，10月初发布声明说“坚持《巴》协定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水平”就是有意义的举措。在数字经济问题上，欧洲与中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如习近平总书记10月31日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应积极参与数字货币和数字税等国际规则制定。此外，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的碳排放承诺、以及相应国内绿色金融的发展，也是在用西方易理解的价值观讲述中国故事和推进中国进程。PBoC通过G20推行的“缓债计划”和在IMF推进SDR的采纳也是其中典型。
第三，提升央行CBDC工作的透明度，例如发布DC/EP白皮书（包括英文版）等，向国际上相关各方沟通和解释PBoC发展DC/EP的动机、价值取向和决策依据，以及公开技术方案、参数、API等以方便感兴趣的相关方发展与数字人民币的互操作性。
6.2.2
推广中国金融治理理念
在国际上和国内宣扬、传播和教育中国金融治理理念和符合中国发展实践的经济学理论。
中国学者贾根良在2009年就独立提出了完整的“国内大循环”理论，是现在中国“双循环”战略的理论基础。他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者，其倡导的中国新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保护民族产业、主权信贷、内需主导、智能工业化、国家作为创新的发动机和不对称全球化等，其理论源泉其实来自汉密尔顿、李斯特、凯恩斯和MMT等，这些都鲜见于主流教科书甚至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批判。所以形成了中国一大奇观：中国所实施的经济政策的支撑理论被主流媒体和学界所批判。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遭遇相同的还有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诺奖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近日在IMF杂志撰文《新冠疫情揭示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认为“减少（疫情后的）不平等需要经济规则的全面改写”。文章以新西兰为例来说明一个有能力的政府依靠科学和专业知识做决策的国家，一个社会团结以及信任（包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很高的国家（注：笔者认为这是大师的智慧，用新西兰而非中国来讲述他的故事，虽然中国更有说服力，但因其政治敏感可能削弱该文的全球影响力）。文章指出，“一个多世纪来主导经济学家思维的竞争均衡模型无法很好描述今天的经济”，“今天的经济充斥着市场力量和剥削”……“公司权力的限制措施遭到削弱……导致寻租现象日益严重和不平等现象日益加重”。这里为我们观察BigTech及其垄断性市场力量、与公共部门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货币政策需要更多关注确保所有群体的充分就业，而不仅仅是通货膨胀；需要更加平衡的破产法，以之取代那些对债权人过于友好、对从事掠夺性贷款的银行家追责过轻的旧破产法”，“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无人关注到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加剧了市场波动性和社会不平等”。本文的主要观点，例如中西金融治理哲学差异、东西央行使命的迥异、BigTech垄断性的市场力量以及货币与财政对立统一的观点与大师所谓“全面改写的经济规则”诸多内容不谋而合。笔者也深感荣幸，在本文成稿之前阅读到大师的新作，并加以引用。
Michael Hudson针对青铜时代近东货币金融史的研究，完整、清晰、无瑕疵地还原了从公元前三千年到罗马帝国的消亡，以及近3500年历史中有关货币和金融的演变。人类文明的先人其实在五千年前就经历了周期性债务危机并找到了化解之道。近东文明采取债务勾销的方法来应对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而中国金融治理哲学和公共政策选项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近东文明。
因此，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成功，其实并不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汉密尔顿、李斯特、凯恩斯、斯蒂格利兹、Hudson、林毅夫和贾根良等人的经济学和金融思想和理念都可以充分为之注解，并且中国金融治理模式可以作为西方模式的合理补充。但核心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国内，让学术界、教育界和媒体能够充分了解，至少要让这些理论与新自由主义获得对等的舆论阵地。国内要增强经济学通识、经济史和货币史教育，让学生知道除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之外，还有李斯特的“标准模式”、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以及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要在国际上让更广泛的群体了解，通过这些学者，如Peter Nolan、斯蒂格利兹、Adair Turner、Michael Hudson、林毅夫和贾根良等，通过BIS、FSB、IMF等平台发出更有力的声音。
6.3 畅想私人数字人民币
私人数字人民币或许是一个敏感话题，但需要先厘清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货币主权 vs 铸币权。
货币主权，是货币当局代表主权政府定义一种记账单位、发行以该记账单位计价的法定货币、提供该法定货币的最终结算性、以“最后贷款人”角色创造流动性来支持清结算需要、为该法定货币定义支付系统标准并实施监管的权力。货币权威还体现在，货币当局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影响以该记账单位计价的货币的总供给。例如某BigTech构造了私有网络平台并在平台上发行了以某法定货币计价的内部支付工具，但该私有网络平台没有接受央行监管（即与法定货币没有互操作性），央行货币政策无法影响该私有网络平台内部支付工具总量的供给。这种情况下，该私有网络平台就损害了法币的货币权威。
铸币权是创造和经营货币的权利，无论这种权利是内生的，还是外部赋予的。铸币税，在法币体系下，广义地，可以理解为经营货币的利润。铸币税可以体现为两种具体形式：对商业银行而言，可简单地理解为银行的利差水平；很多流动性/货币实际是由银行体系之外创造，称为市场化金融或影子银行。市场化金融创造流动性的方式是通过使用自身资产负债表进行某种逐利性做市行为（即低买高卖），因此这里的利润是某种买卖价格差，即铸币税。
所以当我们讨论私人数字人民币的时候，并不是要挑战央行的货币主权，而是指允许私营部门在央行授权和监督下参与创造数字人民币。再次强调一下，在现有模式下，央行和商业银行分享了铸币权，中外皆是。虽然国有大行是国资主导，但中国已经有了民营和外资银行，因此我们得出一个关键洞察，央行与私营部门（包括国际私营资本）在分享铸币权。数字人民币，只是把法币从传统物理形态升级为数字化/代币化，因此所谓的私人数字人民币，在根本上，并不突破央行已经在与私营部门分享铸币权的利益格局。这是非常关键的洞察，笔者沟通过的两位央行前副行长都认可。
所以现在讨论“私人数字人民币”，央行的障碍在哪里？先抛开牌照问题，阻碍央行允许私人商业银行创造数字人民币的关键因素可能有：首先，货币物理形态的变化可能使央行的经验方法、工具和政策失效。给一个极度简化的例子，给定纸币和银行存款的约束条件下，多数央行会维持某种经过长期应用、验证、调校的经验性工具、公式（例如有名的泰勒公式）来支持货币决策。货币物理形态的变化会导致经验工具的欠准或失效，因此需要重新测试、验证和调校，甚至需要完全推翻重来。其次，新的物理形态可能带来过去未有之问题和场景，例如，如何计算离线的计息数字人民币的利息？如何在跨境场景下执行传统货币政策？这些障碍都是技术性的，假以时日，随着央行操弄新形态货币的经验累积，都可以解决。所以，在牌照之外，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支持“私人数字人民币”。
我们进一步延伸“私人数字人民币”的想象力。回忆一下“散得开，收得拢”区块链六字要义。我们想象通过区块链的方式，央行可以允许更广泛的参与者（可以是国内和国际）参与铸币，在必要时央行能收拢这项权力。在这种场景下，央行会遭遇两项挑战：监管效率与牌照。监管效率也是技术问题。在旧监管模式下，央行捉襟见肘的人力能有效管理的银行业（数量）规模就是受限的。但区块链可能解决这项挑战：将监管规则以智能合约形式嵌入到链上，链上可以自动数据发现、收集、汇聚、分析、决策和触发监管行动等。简单地说，区块链可以解决大规模协作的效率和管理问题。因此核心问题变成了牌照代表的特权和利益分配。
核心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愿意与私营部门分享铸币权？从前面分析可知，中国央行已经在实质性地与民营和外资银行分享铸币权，换言之，央行已经在与金融垄断阶层或既得利益阶层分享铸币权。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全民所有制，并且为公众利益监管金融，所以金融垄断/既得利益阶层并不是政府的执政基础。理论上讲，只要不存在技术障碍（例如监管效率），中国政府是有意愿与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分享利益。真正的瓶颈在于，
政府是否有勇气打破金融既得利益集团在铸币权方面的垄断地位。
现在或许有机会来实现历史性的变化。笔者在《数字时代的金融包容性》评论中指出，中国企业和居民使用资金贵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业垄断，因为银行集团实际上形成了价格联盟。金融普惠最核心的特征不是人人可以访问基本银行服务，而是人人可以公平地参与铸币、分享铸币税，并且以合理的价格使用资金。而这种“普惠”对代表公众利益的中国央行来说，并非洪水猛兽，也不会带来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风险，只要用好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带来的治理效率即可。不能指望银行业“良心发现”让利来实现普惠金融，这只是权宜之计，也不是市场化的方案。
铸币权民主化的意义还在于“全球化”。这种权利不仅仅提供给国内参与者，也提供给全球范围的参与者。只要认同人民币金融价值观（包括监管理念）、愿意纳入人民币经济循环，都可以在中国央行“一致的监管”方式下，参与人民币铸币行为。
铸币权民主化还包括，精细化测量所有参与方对货币体系的贡献并给予相应奖励。货币体系生态的成功运转至少需要四方参与者：（1）储备贡献者为货币发行提供储备资产。更优秀的储备管理水平会带来更广泛的储备可选项，因此这个环节更民主化；（2）央行和商业银行（或区块链上等价的参与者）基于储备池创造货币并管理货币供给；（3）能够影响货币采纳的非终端用户，例如商户或加密资产交易所可以鼓励甚至代替终端用户决策采纳某种货币；（4）终端用户决定在自己的支付场景下采纳何种数字货币。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等数字技术允许精确测量每个参与者对货币生态的贡献度并相应分配铸币税。铸币税以稳定币的形式，可以直接被分配到智能合约地址或者钱包地址中。
结合前文所讨论的中国央行在发展数字人民币方面的趋势：使用数字人民币来合理管控人民币创造和分配，可能有效鼓励新增货币流向去为保障充分就业的生产性投资和消费领域，并抑制新增货币流向助长资产价格泡沫的投机性投资。这就是掌握了驯服“金融周期”的法宝。本文也已经论证，只有奉行“为公众利益监管金融”理念的中国央行才有可能去探索这条路径。针对全球性的债务危机，中国不仅拥有相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也拥有在适当条件下延缓、取消公共债务的政策选项。中国文化也不缺少为公众利益的牺牲精神，过去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白衣骑士拯救美联储，现在G20推行的“缓债计划”以及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利兹、Nomi Prins、Michael Hudson）号召的部分取消债务的可能性。当然缓债和免债都应该是在特定场景下、满足适当条件的可选性。按照中国国际交往惯例，中国有可能平衡好国际财政援助和主权尊重。
自今年中国首先从新冠疫情恢复过来，中国已经在为世界提供健康和卫生的公共产品。笔者大胆地想象一下，中国可以尝试为世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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