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天人类的飞行器布满宇宙,也许只是因为200万年前某个智人抬头看了一眼星空。你以为你熟悉这个故事,其实你知道的只是结果。
是什么样的技术让人类一路走到今天?新的技术又会带我们走去哪里?技术如何重塑这个社会?人类推动技术发展的源动力又是什么?这篇长文试图用一些有意思的科普给出一个答案。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原来今天我们很多人能拥有工作,而不是沦为一个被铁链绑着的农奴,只是因为有人发明了一个小小的玩意:机械钟。
在过去一百年里,人们一直在为公司工作。而且按照历史标准来看,是为那些「大公司」工作。
我们许多人住在郊区,每天早上开车进城,去大型办公写字楼里工作。这似乎是很正常的,而且似乎一向如此。但并不是。1870年,美国有近50%的人口从事农业。[1] 截至2008年,这个数字只剩下不到2%,剩下的人都在为“公司”这种新出现的组织工作。[2]
90年代,许多互联网先驱认为,互联网让人们可以在一个庞大开放的网络上进行交流和协作,从而会打破公司这种组织。这似乎很明显:工具经济和自由职业者的崛起,即使不是爆炸性的,也是持久性的趋势。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谈论起“公司的死亡”这个话题。那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跟以前不同吗?
为了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或不可能)不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科斯经济学和机械钟的历史。
在1937年的论文《公司的本质》中,经济学家RH科斯问道:“如果市场真的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么有效,为什么企业还会存在呢?企业家为什么要成立公司而不是直接去市场上雇佣承包商,以外包的方式来完成每项需要完成的任务?”[3]
如果一个企业家雇用员工,不管员工有没有在工作(比如上班时间在摸鱼),老板都要为员工支付工资。但外包只按他们实际做了多少事收钱。当公司和市场进行互动的时候——从供应商那里购买供应品、向客户销售产品或服务——公司内部的员工是被隔离开的,每次被要求做新的事情的时候,每位员工不需要重新和老板协商自己的报酬。但是,为什么不呢?
科斯的答案是交易成本。外包一项单独的任务,可能比把某个人留在工资单上来得更昂贵,因为每项任务都会涉及到交易成本。
想象一下,如果你不是自己回复电子邮件,而是外包了一位比你更擅长处理邮件的承包商,让他帮你回邮件,每一次你都需要重新找外包,这都需要花费一些成本。一旦找到了这个外包,你还必须和他们讨价还价,就收费价格达成一致,然后让他们签订合同,这样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完成工作,你就可以把他们告上法庭。
杜克大学经济学家迈克芒格把这种交易成本划分成了三种类型:(1、测量成本:指的是找到和衡量一项服务的质量的难度有多大;(2、转移成本,指就商品或服务的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有多大;(3、信任成本,你的交易对手是否值得信赖,如果违约,你能不能索赔他们。
当然,你完全可以自己回复电子邮件,或者像一些高管那样,聘请一名全职的行政助理。虽然行政助理没有24小时一直在工作,但请一个员工也比为每封电子邮件(或者每天)雇用一个外包来得更好。
科斯的论点是,在存在这些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只要公司能够从内部干完一件事中受益,而不用因为找外包商讨价还价、签订并执行合同而产生交易成本,公司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公司会不停的扩大或者缩小,直到公司「在内部解决一件事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上外包这件事」的成本。
交易成本越低,市场效率就越高,小规模的公司就会越多。
在一个市场非常高效的世界里,很容易找到衡量事物质量的方法(测量成本很低),讨价还价和支付也很容易(转移成本很低),同时你可以很容易地相信交易对手会履行合同(信任成本很低)。
在那个世界里,公司的最佳规模是一个人(或极少数人)。你没有什么理由创建公司,因为创业者完全可以从市场上一次性购买所需要的任何东西。[4] 大多数人也不会有全职的工作,他们会为外包合同灵活地工作。
消费者需要拥有的东西也很少。如果你一年两次的野营旅行需要一个榨汁机,你可以快速廉价地租一个。如果你想带着你的家人一年两次去海滩度假,你可以很容易租到一座海滩别墅,只为你在那享受一两星期的日子。
另一方面,在市场效率极低的世界里,很难找到衡量事物质量的方法(测量成本很高),讨价还价和支付很难(转移成本很高),同时你很难信任交易对手会履行合同(信任成本很高)。
在那个世界里,公司的规模往往会很大。从市场上购买东西是低效的,因此创业者会倾向于去雇佣更多的员工,把工资单变得越来越长。大多数人都会为大公司从事全职工作。如果你想带你的家人一年两次去海滩度假,你需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海滨别墅,因为在AirBnB这种共享市场出现之前,租用效率太低。
消费者需要拥有他们可能想到的所有东西。即使他们每年只使用两次榨汁机,他们也需要购买,因为租用的交易成本太高了。

如果经济结构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呢?
技术时代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技术。
轮子的发明,马匹和牛羊的驯化——这些技术的发展,让更多的货物实现更远的运输,从而降低了转移成本。可以使用牛车而不是人力运送农作物的农民,在市场上就是可以卖出更便宜的价格,但仍然获得相同的利润。
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项技术)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成本。你基本是可以相信你的交易对手会履行合同的,因为大家彼此清楚,一旦他们违约,你拥有追索权。
还有很多其他技术的例子:标准化的重量秤、标准化的长度尺寸、帆、指南针、印刷机、有限责任公司、运河、电话、保修机制、集装箱、以及最近出现的智能手机和互联网。
很难想象上面这些技术到底拥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我们大多数人出生的时候,这些技术大部分已经非常普遍了,以至于我们会认为拥有这些技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道格拉斯亚当斯说:“你出生时世界上已有的东西都是正常而平凡的,它们只是世界运作方式的一部分;在你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发明的任何东西,都是新的、令人兴奋的和革命性的,你还会从中找到自己的职业;在你三十五岁之后发明的东西则是违背事物自然秩序的。”
为了了解技术如何影响交易成本,以及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社会的组织方式,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些我们都认为“正常而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机械钟。
你不敢相信的机械钟极简史
1314年,卡昂市(法国的一个西北部城市)安装了一个机械钟,底座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我让时间拥有声音,让普通民众欢欣鼓舞。”『欢欣鼓舞』显然对时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应,但这个词并没有夸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对这个机械钟感到非常兴奋。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之所以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不是沦为封建制度里常见的奴隶或农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这是机械钟出现后的直接结果。
在发明机械钟之前,时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时间很难被衡量。罗马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日晷,而在中世纪欧洲,钟楼(也就是“时间”被敲响的地方)一直是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5]
钟楼可不便宜。在比较重要的大型的钟楼里,两个钟的大铃铛需要全天候服务整座城市,每个铃铛同时用来调校另一个铃铛。钟楼通常是由当地的行业公会资助的,这些公会需要依赖钟楼的时间来告诉他们的工人什么时候必须开始工作,什么时候可以下班回家。
但这套系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首先,它很贵。想象一下,你必须和邻居一起筹集资金,专门雇用两个人全职坐在街道的塔楼上,按时响铃,在早上叫醒你。这实在太“奢侈”了。
另一方面,钟声每天只能为几个特定事件发出信号。如果你想和朋友一起组织一次午餐会,你不能要求钟楼专门为你敲钟。中世纪的钟楼尚未开发出午休的功能。
最后,日晷很容易遇到精确性的问题。像云一样普通的东西,就可以影响日晷,让它无法准确说明黎明、黄昏和中午的时间。
这个状况直到14世纪和15世纪才发生改变。那时欧洲主要城市里的昂贵的钟楼终于迎来了一次时髦的升级,这次升级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机械钟。
机械钟最关键的技术突破是擒纵器,也就是“卡子”。
擒纵器把能量传递给钟摆,以此弥补摩擦损失的能量,让机械钟保持准时。摆锤的每次摆动都会释放擒纵器齿轮的卡子,让时钟齿轮能够前进或“逃逸”一定的量。这会使时钟的指针以稳定的速度向前移动。[6]
早期机械钟的准确度,大概每天需要加上或减去10-15分钟的时间,其实并不比当时的水钟更好,也不比沙漏更准确,但机械钟却变得越来越普遍。为什么?
机械钟的自动响铃功能,意味着每小时敲击时钟的成本更低,这使得安排新的事件变得更容易,你可以根据钟声安排午休或者下午开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在黎明、黄昏和中午这三个固定的时间点。机械钟比替代方案更容易达成共识和信任,这使得所有人都更有信心,因为被敲响的时间是准确的。(以前工人们常常怀疑雇主会贿赂或胁迫钟楼工人晚点敲钟,以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但这对机械钟来说不可能。)
通过钟楼广播的机械钟,提供了公平的(较低的信任成本)和同质化的 [7](较低的转移成本)时间度量。钟楼上每个小时的长度,可以被人们信任,是和另一个小时的长度相同的。
现代经济中,大多数工人根据时薪来赚钱,无论结算的时间段是一小时,一天,一周还是一个月。这之所以是可行的,是因为我们拥有让雇主和雇员都达成共识的时间测量工具。如果你雇用某人帮你清洗车库一小时,你可能会和他们争论车库到底有没有洗干净,但是你们双方都可以很容易地确认洗车工到底有没有在车库里待满一个小时。
在机械钟出现之前,奴隶制和农奴制是主要的经济关系,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测量超过日出和日落的时间的交易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工人需要被锁在主人的家里。[8]
有了机械钟,雇主可以使用升职、加薪和解雇来激励员工在工作期间提供更优质的服务。[9]
在基于时间工资而不是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生产关系里,工人可以有所选择。如果一个才华横溢的铁匠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更高的时薪,那他可以跳槽为那个老板工作,因为现在有了一个客观的同质化的时间衡量工具,使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交易。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对双方来说,是主要生产力和生活质量都得到改善的双赢之举。[10]
而且逐渐浮出水面的是,机械钟开辟了全新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力类型,这些类型在机械钟出现之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我们可以把上面列出的所有技术——标准化的重量秤、标准化的长度尺寸、帆、指南针、印刷机、有限责任公司、运河、电话、保修机制等等——逐一拿出来,对其如何影响交易成本,以及最终如何影响社会发展,进行类似的分析,最后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我们把它称之为「协作可扩展性」的增加。
协作的可扩展性“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常识。在所有书本和著名人士发表演讲时都会重复提到,我们应该培养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事的习惯。但情况恰恰相反。文明取得进步的方式,是通过扩大那些我们可以不假思索、无脑执行的重要事情的数量,而向前发展的。”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大约7万年前,人类有6到10种同源物种。当然,现在只剩下一种:智人(Homo sapiens)。为什么智人比其他物种更胜一筹,比如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
智人因为协作能力而占了上风。通过增加大脑新皮层的容量,使协作成为可能,这让我们能够在大群体中一起工作,而不仅仅是依靠单一的个体。相比一个人去狩猎,群体可以更安全、更有效地捕猎和摧毁更大的猎物。[11]

智人的大脑已经证明能够发明其他外部结构。通过扩大我们可以依赖的其他人的网络,这进一步提高了协作的可扩展性。
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具是“语言”。但除了语言,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其他的工具,包括机械钟。
大脑容量的增加使我们这一物种经历了四次协作革命:新石器时代,工业时代,计算时代,区块链时代。
新石器时代:分工的出现
第一次经济革命是从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到「农民」的转变开始的,也就是人类成为农民的那天。
狩猎-采集者时期,人类的协作,可扩展性仅限于乐队那样的规模,范围从15人到150人之间不等。[12] 通过专业分工化和城市的形成,人类放弃了游牧的生活方式,转向农业社会,从而改变了这种协作可扩展性的极限。
农业意味着人们可以第一次积累财富。农民可以节约多余的作物以便以后食用,或者把这些富余的东西用于农业设备、篮子或装饰品的生产。但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这种财富突然值得被偷窃,因此农民需要捍卫自己的财富。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通常由受到曼瑟尔·奥尔森所谓的“固定土匪”保护的农民群体组成,这些固定土匪基本上是军阀。[13] 这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分工专业化。农民积累财富并向军阀支付一些保护费。但即便如此,除了农民和军阀这两种角色之外,仍有还有一些人没事干,这使得其他个人进一步衍生出了其他的专业化分工。
一个拥有10,000人口的城市,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一个拥有10,000人口的城市,也让出现各种各样的专家成为了可能。
协作的可扩展性,从150人增加到了数千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到了数万人。当然,这不一定是人类社会的福音。人类学家贾里德·戴蒙德称农业转移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14] 它导致了个人生活质量下降:寿命缩短,营养状况恶化导致身材变小,疾病也更加普遍。
但这种转变显然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分工专业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和权力,采用这种转变的群体,主导了那些没有经历过这种转变的群体。特别是军事专业化后的规模经济势不可挡。狩猎-采集者将无法与之竞争。
在新石器时代,国家是协作可扩展性的极限。
工业时代:分工正在吃掉这个世界
随着城市和国家的诞生,一种新技术开始出现,而它进一步增加了协作可扩展性的极限:钱(货币)。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欧洲的情况,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道路大致也和欧洲类似。
公元前630年左右,吕底亚国王意识到需要一些小型的易于运输的硬币,这些硬币的价值不超过几天时间的人力价值。他们把一些锭子制做成了标准尺寸,大小和指甲差不多,重量相当,并在硬币上盖上狮子头的徽章。
这种硬币消除了商业中最耗时(和最高交易成本)步骤之一:每次交易时都需要把金银承重。于是,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计算硬币的数量,而不必担心对方作弊。
在发明硬币之前,贸易仅限于大型商业交易,例如购买一群牛。由于硬币促进了转移成本的降低,吕底亚人开始交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谷物,橄榄油,啤酒,葡萄酒和木材。[15]
可以突然被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直接导致了另一项创新:零售市场。
以前,买家不得不去他们需要的卖家家里买东西。如果你需要橄榄油,你必须走到卖橄榄油的女士的家里才能得到。随着造币之后开始增加的贸易量,城市里逐渐出现了一个中心市场。小摊位排列在市场上,每个商人都专注于(因此可以更有效地生产)特定的食物,肉类,谷物,珠宝,面包,布等。你不必去橄榄油女士的家里,当你在市场时你可以去找她,你还可以去面包师的摊贩上购买面包。
来自吕底亚的零售市场引发了希腊的集市,欧洲的中世纪市场广场,郊区的购物中心以及最终的“网上商城”——亚马逊和谷歌。虽然早在7世纪公元前吕底亚市场就已存在,但它们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6]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详细描述这种世界市场化的影响的人。市场使得促进政治单位之间的分工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在政治单位内部。不同的政治实体可以进一步划分劳动力,而不是每个城市或国家制造所需的所有商品。协作的可扩展性开始跨越政治边界。
回到科斯的经济学理论来,公司将不停的扩大或缩小,直到“制造”等于“购买”的成本。在这个工业时代,交易成本使公司行政和管理协作的成本(制造)比大多数行业的市场协作成本(购买)更有效率,导致大公司的崛起。
工业公司相对于“手工作坊”而言,最主要的效率增长来源于使用大规模生产技术。他们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只有当他们能够在整个供应链中建立起同一套标准时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测量的交易成本可以细分为「搜索」和「衡量」:公司需要找到供应商,并能够衡量供应商的商品或服务质量。
在工业早期,供应链极为分散。通过将所有所需部件带入公司,一家大型垂直整合公司可以更高效运作。[17]
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和1870年代,卡内基公司购买了矿山,以确保能够可靠地获得制造钢铁所需的铁矿石和焦炭。上游供应商不可靠而且不规范,卡内基公司可以通过简单地拥有整个供应链来降低生产成本。
几乎每个行业都是如此。通过将许多独立实体集中在一个屋檐下和同一个协作系统内,从而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效率。多单元的业务公司取代了小型单一单元企业,因为行政协作降低了每项任务的交易成本,实现了更高的生产率。规模经济蓬勃发展。
这种由市场联系的大公司系统大大提高了协作的可扩展性。大型跨国公司可以跨越政治边界,更有效地提供商品和服务。
在亨利福特的世界里,“制作”大于“购买”成本的差价非常大。1917年至1928年间,福特在底特律郊外的River Rouge建造了一座巨型工厂,一端接收铁矿石和橡胶,另一端将汽车送出。在工厂的巅峰时期,有10万人在那里工作。这些规模经济使福特大幅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使中产阶级拥有汽车成为可能。[18]
与卡内基一样,福特了解到,供应商网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现并发展为可靠的合作对象。1917年,自己做所有事情是获得制造经济型汽车所需规模的唯一途径。

这种模式的一个隐藏含义是,工业企业需要巨大的启动成本。
任何企业家想要参与竞争,唯一的机会是从聚集大量资金开始。你需要建立一个大型且高效的工厂,才能与福特公司竞争。
对于工人而言,这意味着某个专业角色的人,比如电气工程师或者承销商,不会为小型企业兼职工作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因为生产商品的最有效方式是在大型组织内,专业工人可以通过在大型组织内工作获得最大收益,无论是福特、AT&T还是大通银行。

在工业时代的巅峰期,有两个主导机构:公司和市场。
公司内部的工作允许更大的组织和专业化,在高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经济效率更高。
市场则更混乱,组织更少,但也更具激励性。亨利福特与市场接触,并且比他的任何工人都做得更好,于是其他的亨利福特并没有多少竞争空间。

但这个现象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消失。福特不再将铁矿石和橡胶作为工厂的投入,而是拥有了庞大的上游供应商网络。[19]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和制造,现在发生在汽车公司最终组装和销售的长供应链中。
一个原因是供应商网络变得更加标准化、更加可靠。福特现在可以比自己制造更有效地购买滚珠轴承和刹车片,所以他也确实会这样做。供应链中的每家公司都专注于自己最了解的事情,竞争迫使他们不断改进自己的专长。
到19世纪80年代,在内部冶炼焦炉要比从第三方购买花费更多的钱,所以卡内基卖掉了焦炉并从公开市场上购买。以更加标准化和可靠的生产技术形式降低交易成本,使得福特和卡内基公司逐渐萎缩,正如科斯的理论所暗示的那样。
第二个原因是,如果您想借助合作公司和供应链网络来制造汽车,你必须能够协调他们彼此的工作。显然,更广泛地利用电信技术和计算机,你可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计算机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就是科斯认为公司之所以会存在的根本理由。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20]
计算时代:软件正在吃掉这个世界
计算机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软件和网络,促发了另一种新的经济逻辑,由更低的交易成本所驱动。
亚马逊,Facebook,谷歌,Uber和Airbnb等互联网整合商,降低了其平台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对于这些平台受影响的行业,“制造”和“购买”之间的界限转向了“购买”,“拥有”和“租赁”之间的界限转向“租赁”。
首先,这是通过降低测量成本(寻找和衡量服务质量的难度)和转移成本(讨价还价、就商品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来实现的。
测量成本下降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智能手机的普及,这使得Uber和Airbnb等服务成为可能。另一个是经济日益数字化。数字商品更容易找到(想想谷歌搜索与去图书馆或打开黄页相比)和更容易衡量的服务质量(我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每天访问我的网站,以及他们在网站上呆了多少秒,本地报纸可没有这种测量工具)。
转移成本的巨大减少则是配对的结果:聚集和促进互利商业或零售交易所需的沟通与谈判。
以Yelp,一个非常流行的餐厅评论应用为例。Yelp允许像餐馆,咖啡店和酒吧这样的小型企业向极其有针对性的群体做广告:那些位置足够近、很快就能来到餐厅的人,或者是那些在搜相关词语的人。纳什维尔的一家烧烤餐厅可以只向那些在附近搜索“烧烤”和“烧烤”的人展示广告。这使得那些无法负担广播或电视广告的小企业能够吸引到自己的顾客。
用户线上评论的存在,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更可靠的评估餐厅的方式。
包括亚马逊,Facebook和Google在内的互联网公司,都通过创建市场和创造一套标准化的市场规则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为新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支持。[21]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更准确地说法是“租赁经济”。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更准确地说法也是“租赁经济”。大多数好处都是由于交易成本降低而导致新市场出现的结果,这使得消费者可以租赁而不是拥有一件商品,包括“租用”一个人的部分时间,而不是全职雇佣。
成为Uber司机比成为出租车司机更容易,成为Airbnb主人比成为酒店老板更容易。让你的产品进入亚马逊比沃尔玛更容易。在Yelp,Google或Facebook上宣传小型企业,比在广告牌、广播或电视上宣传更容易。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产品设计师面临着在本地进行销售(通常市场规模太小)或者试图把商品上架到沃尔玛上(没有大量资金和资源又是不可能的)的选择,或者只能为已经在沃尔玛分销产品的公司工作。
在互联网上,他们可以在第一天开始就在全国或全球分发自己到产品。亚马逊和Google搜索引擎结果页面的“货架空间”比沃尔玛的货架空间更容易获得。
因此,某些高度专业化角色的人员可以完全独立于公司工作。产品设计师和营销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销售产品,并在线上建立平台(如果是实体产品,主要是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并且有可能在公司内部尽可能多地生产商品。
这个群体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的工资直接取决于他们销售的产品数量。聚合平台和互联网能够降低历史上那些导致小企业和个体户经济效率低下、甚至无法生存的交易成本。

最终的结果是,在受互联网影响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型聚合商的行业结构和小企业的长尾效应[22] ,它们能够使用聚合网络来实现以前无法到达的细分市场。虽然没有多少城市的高端猫家具零售店具有经济意义,但在谷歌或亚马逊上,这些店确实存在,而且可以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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