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特工作的关键在于围绕合约建立的激励结构。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他认为改变资产所有权是确保和平解决合同纠纷的最简单方法。
在区块链还未被人所熟知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哈特就已经是合约理论领域的权威了。这要追溯到1976年，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合约进行企业间的合作，以及当出现问题时会发生什么。
多年来，哈特着迷于这些合约中被他称之为"模糊"的区域，其中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期的输出结果。因此，仲裁员，甚至法官都被要求对"模糊"区域做出解释。这一概念被称为"合约的不完整性"，而在区块链时代，它正处于爆炸式发展中。
在2016年10月，哈特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本特•霍尔姆斯特罗姆就因在"剩余权利控制"方面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创造了这一术语，用来描述当所有预期的可能性都破灭时，谁对合约拥有控制权。然而，现代科技终于赶上了他。
The DAO，它是由一系列称为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代码组成的分布式自治组织，就遭到过巨大的破坏。由于其编写的智能合约存在着重大缺陷，导致价值6000万美元的以太币就进入了黑客的钱包。
虽然对基础协议的简单调整可以防止损失，但是以太坊区块链被设计为不可改变的，没有人拥有剩余的控制权，也没有单一的权力来收回这些非法所得。由此产生的金融破坏浪潮最终导致以太会分裂成两个相互竞争的区块链。
原始区块链，即黑客盗取的资金仍在黑客的钱包中，被称为以太坊经典（ETC），目前价值16亿美元。另一区块链，即用户同意将非法收益归还原始所有者，简称为以太坊（ETH），现在的价值为427亿美元。
从The DAO的失败教训中，诞生了一个由智能合约咨询公司组成的新行业，以帮助确保智能合约在上线之前尽可能密封。截至今天，哈特正式加入其中一家咨询初创公司，即区块链经济学，治理和设计公司——Prysm集团，并成为其首席高级顾问。
"与其仅仅关注合约本身，还需要考虑哪些程序是用来处理那些不存在的问题"，哈特说"你如何与对方沟通，如何解决纠纷。"他将在个案基础上与Prysm集团合作并获得报酬。
在他的新职位上，哈特将审查Prysm集团团队设计的激励结构，以帮助确保实现客户期望的结果。虽然这是哈佛大学教授第一次直接与区块链创业公司合作，但他在不完整合约领域的专业知识，使他在之前涉及司法部和优步(Uber)的案件中担任专家证人。
哈特工作的关键在于围绕合约建立的激励结构。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他认为改变资产所有权是确保和平解决合同纠纷的最简单方法。因此，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两家公司发生纠纷，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就可以保证剩余控制权的所有权。
但是，像区块链这样的分布式账本，能够在没有中央权力的情况下托管货币和证券等资产，所有权的种类可以更加微妙，并且可以重新构想激励结构，以使各种协议的利益保持一致。
Prysm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凯茜·巴雷拉将这些协议分解为两类，她预计将会就此与哈特进行磋商。第一种激励发生在协议层面，包括矿工如何获得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类似的公有链产生的收益，因为他们为审计区块链提供了计算能力。
例如，比特币矿工每成功创建一个区块，就会得到12.5比特币的奖励，并且奖励会定期减半。随着比特币数量的减少，比特币的价格将会上涨，有助于抵消这一变化，或者至少希望是那样的。但是，可以采取任何数量的激励措施，包括对所有代币进行完整的预先处理，然后这些代币要么卖给投资者，要么根据标准(包括他们是否拥有另一种加密货币的股份)分发给人们。
第二个激励结构哈特预计将在区块链之上构建的应用程序中进行协商。巴雷拉表示，具体来说，她的公司已经在帮助初创公司设计智能合约，以鼓励参与者帮助保护系统，贡献数据或撰写原创内容。
"根据你尝试应用区块链的背景，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智能合约，"拥有博士学位的巴雷拉说。"或者他们可能更难设计，你必须结合更多的变量来试图了解参与者所参与的特定行为。"
与哈特一起担任Prysm集团高级顾问的还有微软前首席经济学家普雷斯顿•麦卡菲(Preston McAfee)。麦卡菲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表示:"在任何情况下，记录所有交易的公开账簿都是有价值的，区块链可以成为值得信赖的第三方的更好选择。""甚至是对受信任的第三方的补充，但前提是必须以自我执行的方式实施。"
对于哈特来说，他将分析各种标准，包括如何验证输入到智能合约中的数据，以及支付一份完整合同需要多少人力投入。"区块链在某些事情的自动化方面非常有用，"哈特说。 "激励是这一切的核心。还有治理，即这些事情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巴雷拉拒绝透露客户名单，但表示Prysm集团已经在创造营收，也没有计划筹集风险资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哈特描述了围绕这类智能合同咨询公司所存在的商机，这些机会是由法庭上几乎所有涉及合同的案件所产生的成本所造成的。
"几乎所有的法律纠纷都与合同的不完整有关，"哈特说。"我不知道如何量化成本，但我认为只是经验主义表明这些成本非常大，如果人们可以写出更好的合同或者让自己在同一页面上，这样他们就可以同意要发生什么，这些成本将会降低。"
在某种程度上，亚当·斯密研究所的律师普雷斯顿·伯恩同意哈特的观点。区块链法律初创公司Monax的前首席运营官认为，将合同转移到区块链的大部分价值在于消除与管理原始文档相关的间接成本。伯恩相信，在未来，区块链上追踪的协议的"数字原件"可能会比他们的纸质版本更具有法律优先权。但他也认为，这一前景是有限的。
他说:"我不认为将合同转移到连锁企业会减少纠纷。""它只会帮助我们获得一组数学上的事实，它们要么被用来自动化业务流程，要么证明一系列事件在随后发生的争端中具有高度确定性。"
在哈特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群体中可以发现更多的怀疑态度。之前的获奖者，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罗伯特•希勒，都对加密货币表达了强烈的怀疑，甚至连哈特自己对该技术的信心也受到了限制。哈特说，他不拥有任何加密货币，并担心"比特币可能是一个泡沫"。
哈特说:"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至少可以说，我有点怀疑。""就我认为区块链和比特币可以分离的程度而言，我认为我对区块链更感兴趣。"然而，与哈特的怀疑相反，诺贝尔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今年早些时候成为了佐贺基金会的顾问。
和许多与哈特同时代的诺贝尔奖得主一样，他的作品倾向于深奥难懂。但这项研究的核心是一个单一的原则:合同双方不应试图将所有可能的意外事件写进一份协议，而应在共同做生意之前，努力寻找对世界的共同看法。
哈特认为，这不是通过过于复杂的激励机制实现的。相反，他的合同创造策略的秘密是"你还必须与他人建立关系，"他说。
"我并没有傲慢地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项工作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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